『整理國故運動』研究述評(2)

第一階段，思想論爭階段（1919年―1949年）。

與一般呈現相對靜態特徵的研究對象有所不同，思潮與運動往往在初起時就引起了圈內人士乃至社會各界的普遍震動和廣泛關注。嚴格說來，這已是研究的起點。『整理國故運動』也不例外。

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口號後不久，便如巨石投浪，在民國知識界引發了陣陣的軒然大波。圍繞着提倡『整理國故』的必要與否，以及方法是否得當，無論是名流巨擘，抑或是學界新秀，也無論是敵是友，均本着各自對時勢與治學的判斷和看法，公開或私下地發表了不少或贊成或反對的意見，誠可謂褒貶各異、莫衷一是。時人即曾觀察到：『新思想與白話文學發生不一兩年，國學運動就隱隱地抬起頭來了。到現在，國學運動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隨聲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強烈的反對意見的亦頗不少。』[5]鑑於這些思想論爭的涉及面十分廣泛，在此不擬詳細展開[6]。

第二階段，思想批判階段（1949年―1979年）。

眾所周知，20世紀50年代中期，大陸上開展了大規模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在匯編成八輯的【胡適思想批判】以及其它大量的批判文章中，作為『流毒』之一，胡適『整理國故』的主張自然難逃被口誅筆伐以求『徹底肅清』的劫數。儘管在個別文章中，也有部分專家學者嘗試從方法論角度，對胡適及其『整理國故』進行學理性質的批評，間或還參入了一些具體學術問題的論辨；但形格勢禁，即便是這類文章，也不得不立足於眾口一詞的全盤否定。在當時，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便是指斥胡適『整理國故』的主張，『一方面宣傳帝國主義奴化思想，一方面誘惑青年用繁瑣主義、形式主義、趣味主義脫離現實鬥爭。兩翼是相互作用的，因而目的是一個：達到民族虛無主義，向帝國主義屈膝！』[7]甚至還有人認為：『胡適的所有「考據」文章，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有特殊的目的的。這個特殊的目的，就是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8]自此以後，『整理國故運動』基本上『蓋棺論定』。1957年出版的【魯迅全集】對『整理國故』做出了『權威性』的注釋：『「整理國故」，是當時由胡適所提出的一種反動運動。』[9]其後刊行的各種【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現代文藝思想鬥爭史】，也大多沿用了這一說法，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後數年。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各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雖然在指導思想上存在着嚴重的偏差，但是有些文字還是較具學術意味的，不宜一筆抹殺。如童書業對『古史辨』的反思，以及周一良對『整理國故』與『乾嘉考據』的辨析，均對後人研究不無啟發[10]。

第三階段，思想解放階段（1979年至今）。

歷史進入新時期以來，思想解放的潮流持續地沖刷着昔日的堅冰，極大地促進了史學的繁榮與發展。其中一個表徵便是隨着學術氛圍的日益正常以及胡適研究的逐漸升溫，有關胡適和『整理國故』的論題再次引起了一些學人的關注和重視，並在諸多方面予以了重新的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