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6)

第二，考古的發掘與研究工作也遭受了極大的衝擊。

眾所周知，考古發掘屬于田野作業，是一項地域性極強的工作。而在戰時，由於國土大片淪喪，考古發掘無疑也受到了嚴重的約束。30年代初，史語所曾計劃在齊齊哈爾與熱河一帶實施發掘，但是迫於時局的嚴峻，最終不得不取消。對此，李濟後來就十分惋惜地說：『最初所籌備，本是一個比較持久的計劃，但因為「九・一八」事變隨即發生，這一成績甚好的開始，就沒有繼續下去。從我們所計劃的考古立場上說，這是一件無法估計的損失。……在這一區域，我們若能繼續下去，有好些懸而未決的中國古史問題，到現在也許不成問題了。』[43]與此命運相同，殷墟儘管深處中原腹地，卻同樣難逃戰火的蔓延。一位外國學者便曾敏銳地指出：『像中國一切考古學一樣，安陽發掘從一開始就是與政治和政治形勢緊密相連的。』[44]

除發掘之外，在艱苦的戰爭時期，考古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不小的限制。例如，李濟在1956年撰寫【<殷墟陶器研究報告>序】時，即曾針對殷墟出土陶器的戰時研究沉痛寫道：『戰事帶給我們的災害，是不宜於在此處申訴的；不過對於這一普遍而持久的變亂，影響到我們的研究工作部分，我們確有留一記錄的義務。抗戰時代，史語所在大搬家的時候，雖帶走很多的考古標本，但陶器卻沒占甚重要的地位。』他同時還回顧：『在大播動的時代，史語所雖盡了最大的力量將所需要的照相材料帶走，但若干比較笨重的設備，是絕對地超乎史語所所能得到的運輸能力；……故在昆明與李莊兩個時期，陶器整理工作最活躍的時代也是我們照相設備最貧乏而最難得到補充的時代。因此，很多標準的及復原的器物留下來的影片甚難令人滿意。』而且，戰前曾經有過與地質研究所合作的陶質分析，『到了抗戰時代，這種合作的業務就大受限制，終於不可能。我們在昆明時代又送了一批陶片請化學研究所代為化驗，卒因化驗材料的缺乏，未能完成』[45]。

總之，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一方面是因為其自身缺陷的內在制約，另一方面也由於主觀心態的轉變以及客觀條件的限制，『整理國故運動』最終難以為繼，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從而逐漸退出了近代中國的學術舞台。到了40年代，有論者就觀察到：『國學刊物幾如鳳毛麟角』[46]。

　　　( 作者：盧毅)

[1]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歐陽哲生選編【解析胡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頁。

[2] 胡適：【廬山遊記】後記，【胡適文存】三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136頁。

[3] 梁漱溟：【略談胡適之】，朱文華編【自由之師――名人筆下的胡適胡適筆下的名人】，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頁。

[4]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頁。

[5] 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頁。

[6] 胡適：【致雷海宗、田培林】，轉引自朱文華：【胡適評傳】，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頁。

[7] 周予同：【治經與治史】，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頁。

[8] 梁漱溟：【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胡適文存】四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22－323頁。

[9]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42頁。

[10]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譯：【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95頁。

[11] 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考古瑣談】，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頁。

[12] 牟潤孫：【記所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下篇），【思想與時代】第118期，1963年。

[13] 錢穆：【中國知識分子】，【國史新論】，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72頁。

[14] [美]傅樂詩：【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轉引自周陽山：【五四與中國――論關於五四的研究趨向】，蕭延中、朱藝編：【啟蒙的價值與局限――台港學者論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頁。

[15] 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393、394頁。

[16] 湯用彤：【<大林書評>序】，【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6頁。

[17] 吳晗：【致胡適】，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3頁。

[18] 此為尹達出走前留言，現藏史語所，轉引自王骸睹窆男率費Ъ捌澠勒折罰拗咎銼啵骸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頁。

[19] 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20] 顧頡剛：【旅行後的悲哀】，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頁。

[21] 顧頡剛：【個人計劃】，【顧頡剛年譜】，第213頁。

[22] 顧頡剛：【古史辨第五冊自序】，【我與古史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頁。

[23] 顧頡剛：【致王伯祥】，引自顧潮：【顧頡剛先生與<禹貢>半月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3期。

[24] 簡貫三編著【科學運動與反讀書思潮】，獨立出版社、國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27頁。

[25] 董允輝：【致陳垣】，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頁。

[26] 胡適：【讀楚辭】，【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66頁。

[27] 鄭臨川：【永恆的懷念・代序】，【聞一多論古典文學】，重慶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

[28] 姚從吾：【致傅斯年】，『傅斯年檔案』Ⅱ：345，轉引自王骸睹窆男率費Ъ捌澠勒折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第110頁。

[29] 顧頡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古史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61頁。

[30] 顧頡剛：【答劉胡兩先生書】，【古史辨】第1冊，第99頁。

[31] 顧頡剛：【古史辨第四冊顧序】，【我與古史辨】，第141頁。

[32] 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王為松編：【傅斯年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頁。

[33] 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34] 【齊魯學報・發刊詞】，【齊魯學報】第1期，1941年1月。

[35] 張蔭麟：【<中國史綱>上冊自序】，張雲台編：【張蔭麟文集】，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490頁。

[36] 蕭超然等編：【北京大學校史】（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頁。

[37] 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頁。

[38] 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史料】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頁。

[39] 陳寅恪：【致勞干】，【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08頁。

[40] 陳垣：【釋氏疑年錄小引】，【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頁。

[41] 顧頡剛：【浪口村隨筆序】，顧洪編：【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頁。

[42] 顧頡剛：【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563頁。

[43] 李濟：【對於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雷啟立編：【丁文江印象】，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頁。

[44] [美]米勒德・B・羅傑斯：【<安陽>序】，李光謨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頁。

[45] 李濟：【<殷墟陶器研究報告>序】，【考古瑣談】，第192、196、192頁。

[46] 【國學問答】，北京國學月刊社編【國學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