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5)

再如，顧頡剛曾在標誌『古史辨派』崛起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驚世駭俗地說：『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始祖，並沒有許多民族公認的始祖。』[29]此後，他更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提出要『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30]。時至1933年，他仍然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聲明：『要使中國人民團結，還是舉出過去的同化事實，積極移民邊陲，鼓勵其雜居與合作。至於歷史上的真相，我們研究學問的，在現在科學昌明之世，決不該再替古人圓謊了。』[31]秉承這種觀念，顧氏1939年在為昆明【益世報】主編【邊疆周刊】之初，多以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為論題。對此，傅斯年極為不滿，並特意致信勸阻說：『有兩名詞，在此地用之，宜必謹慎。其一為「邊疆」。……其次即所謂「民族」。……今來西南，尤感覺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雲南人既自曰：「只有一個中國民族」，深不願為之探本追源；吾輩羈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羅宣傳貴滇為泰族Thai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則吾輩正當曰「中華民族一個」耳。……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實，似非學人愛國之忠也。』他同時還建議顧氏：『莫談一切巧立名目之民族。……更當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弟甚願兄之俯順卑見，於國家實有利也。』[32]從後來情況的發展來看，顧頡剛顯然接受了傅斯年的意見。1939年2月9日，他為【邊疆周刊】撰寫了題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以事實證明了中華民族是自戰國秦漢以來逐步形成的，不僅其血統錯綜複雜，而且文化亦沒有清楚界限而是相互牽連[33]。

顯而易見，當面臨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不少學者已經清醒地意識到：如果繼續遵循『整理國故運動』立足於批判傳統觀點、乃至於刻意標新立異的研究取向，則往往會造成對時局的不利影響。這無疑說明，『整理國故運動』發展至此，已經不合時宜。

三、客觀條件的限制

當然，即使在硝煙瀰漫的戰爭歲月裏，也仍有不少學者沉潛於『整理國故』的事業。譬如，1941年，【齊魯學報・發刊詞】即申明：『夫學問研討，本屬平世之業，然兵燹流離，戎馬倉皇之際，學術命脈，未嘗無護持賡續之望。』[34]但毋庸置疑，限於當時惡劣的客觀條件，研究的成績顯然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張蔭麟便感慨說：『文獻的淪陷，發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盪，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效率和發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35]

第一，圖書資料的匱乏嚴重限制了研究工作的開展。

據統計，因為抗戰中幾度搬遷，原來北大豐富的藏書幾乎全部陷於敵手，清華大學雖然搶運出一部分圖書，但是在轉運途中又遭敵機轟炸，損失嚴重。故長沙聯大時僅有中外文圖書六千餘冊。此後，西南聯大雖設法搜集購買，但由於交通不便和經費困難，添購十分有限。八年間，聯大累計共有中文、日文圖書34100冊，西文圖書13900冊，合計不過48000冊[36]。鑑於此，西南聯大甚至不得不通過決議，限制教員出借圖書。如【西南聯大圖書館教職員借書規則】就規定：『本館藏書無多，以不出借為原則，特殊情況可通融；教員每次借西裝書不超過5冊，中裝書不超過20冊，各系因教學需要，圖書館可隨時收回借出之書；每學期終時，教職員所借之書一律清還。』[37]在此期間，雖經商洽，聯大與史語所實現了圖書資源共享，但畢竟仍相當不便。例如，其中即規定：『每周一次通過聯大圖書館，個人不能直接向史語所借書，全部借出之書，以30種600冊一般書為限。』[38]

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即使是曾經飽覽群書的陳寅恪，也難以維繫正常的研究工作。他在1938年6月17日致勞干信中便無奈地說：『聯大無書可看。……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39]與此同時，1938年10月，滯留北平的陳垣，也在其著【釋氏疑年錄】書前小引中附言：『惜寒齋藏書本少，釋典尤闕，變亂以後，半束高閣，甚或以易米鹽。平時E借往還，人事既遷，此樂亦不復得，今欲從事復勘已感困難，遑言補益？網羅不盡，良用慊然。』[40]

此外還可與此相印證的是，顧頡剛在【浪口村隨筆序】中也寫道：『詎意戔戔之求，時代洪流竟吝而不許。九一八變作而救亡之念興，為通俗讀物以事抗戰宣傳，社會任務益負益重，直無讀書餘閒，至七七難起而被迫離其舊窟，隻身逃死，不僅圖書一冊未攜，即筆記稿本亦都棄擲，偶一執管，悵望躊躇。斯時也，恍若商賈之破產，士兵之繳械矣。』[41]他在1943年10月12日致胡適信中又再次傾訴說：『此數年中，治學則材料無存，辦事則經費竭蹶，當家則生離死別，觸目傷心，弄得一個人若喪魂魄，更無生人之趣。每念先生在國外，還過着正常的生活，親大量的圖書，曷勝艷羨。』[42]

由此來看，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素以史料見長的『史學二陳』和顧頡剛，也不免捉襟見肘，那就更遑論其他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