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4)

在此期間，甚至連曾主張『就是外面炮聲連天，鉛子滿地，我們的機關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認為無用的考據的工作』的顧頡剛[19]，也無法按捺住內心的憂慮和不安。1931年春，他在率燕大考古團遍訪華北的過程中，親眼目睹了農村的貧困狀況以及民族危機的臨近。歸來之後，他就說：『本來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但從此以後，我總覺得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事了。』[20]1933年11月20日，他在應【東方雜誌】之邀撰寫新的一年【個人計劃】時也坦承：『年來的內憂外患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到處看見的都是亡國滅種的現象，如果有絲毫的同情心，如何還能安居在研究室里？』[21]1934年12月，他還在【古史辨第五冊自序】中說：『中國的學術界，近年來實在不能說沒有進步；只恨遭逢的時代太壞，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無法安心工作，所以僅得如此，否則成績一定超過現在十倍。』[22]而隨着局勢的不斷惡化，他在1935年12月18日致好友王伯祥的信中更描述說：『華北問題愈鬧愈緊，使北平學人失其向學之心』[23]。

顯而易見，迫於亡國滅種的危機，許多愛國的知識分子再也難以專注於『故紙』的鑽研。當時便有論者觀察到：『近幾年來，日帝侵略，局勢變化，青年學子心內充滿着民族解放的活力，全身淌着奔走國是的熱汗，……無閒情逸緻的好好讀書與研究科學，於是讀書與科學又在這樣局勢下，大受頓挫。』[24]董允輝也在致陳垣信中感言：『今中國學術衰歇，後輩小子能知以學問為務如生者，恐亦不多覯。』[25]

第二，在戰爭期間，儘管仍不乏有學者筆耕不輟，繼續堅持學術研究，但與戰前相較，他們的觀點與取向大多發生了明顯的轉變。這在很大程度上，無疑也促使了『整理國故運動』走向衰歇。

總體來看，『整理國故運動』立足於批判傳統，尤其強調必須『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因此，它必然會對一些傳統的觀點有所駁議，甚至在研究結論上，刻意追求某種標新立異。平心而論，這本屬學術範圍內的探討，尚無大礙。可是到了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這種研究取向就未免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

例如，在20年代初，圍繞着屈原是否確有其人的問題，學界曾經展開了沸沸揚揚的討論，胡適甚至徑直斷言屈原只不過是一個『箭垛式』人物而已[26]。然而時過境遷，在抗戰中，當聞一多得知有學生想寫否定屈原存在的文章時，便立即提醒說：『屈原的詩篇為我們樹立了多麼崇高的愛國文學傳統，鼓舞了幾千年來民族的自豪感情和獻身精神，……我們今天的浴血抗戰，也正是屈原精神繼續存在的活見證。否定屈原的存在，對於抗戰會有什麼好處呢？』[27]

又如，1935年，姚從吾初撰了一篇重評耶律楚材的文章，一反傳統的貶抑觀點，對耶律楚材做出了較高的評價。不過他並未繼續完成，更不敢發表。為此，他還曾致信傅斯年解釋說，因該文敘述『耶律楚材在蒙古侵入內地時，對漢文化的種種匡救事業』，而『現在那裡是表彰耶律楚材的時候？！這一類的文章，似乎不應在現代發表！因此決定停止，另想他種題目。』[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