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3)

今天看來，『整理國故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的衰歇，除了受到其自身缺陷的內在制約之外，外部環境的影響顯然也不容忽視。這主要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5年的『華北事變』、1937年的『七七事變』為標誌，日本帝國主義一步步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乃至於當時就有人感慨：『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而隨着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第一，面臨着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許多學人難以繼續埋首故紙。

儘管不少參與『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者，一再以所謂『為學術而學術』的口號相勉勵，但正如錢穆在1951年所質問，『試問這四十年來的知識分子，哪一個能忘情政治？哪一個肯畢生埋頭在學術界？』[13]確實，對於深受『經世致用』觀念薰染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從關心文化到關心政治的轉變，只是時間問題』。[14]

例如，夏承燾即曾在日記中，屢次懺悔自己『沉醉於故紙』。1931年9月22日，他便寫道：『念國事日亟（日兵已陷吉林），猶敝心力於故紙，將貽陸沉之悔』。1935年7月8日，他也再次表示：『國難如此，而猶沈緬於此不急急務，良心過不去。擬舍詞學而為振覺民文學。』7月16日，他又說：『內憂外患如此，而予猶坐讀無益於世之詞書，問心甚疚。』[15]與此相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湯用彤南下廬山，在佛教聖地大林寺撰寫【大林書評】時，也不由在序言中感嘆說：『時當喪亂，猶孜孜於自學，結廬仙境，緬懷往哲，真自愧無地也。』[16]

又如，吳晗也在1932年1月30日致信胡適，針對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機和政府的軟弱無能，慷慨激昂地聲明：『假如自己還是個人，胸膛中還有一滴熱血在煮的時候，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還說：『過去4個月，無時無刻不被這種苦痛所蹂躪，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圖書館中，但是一出了館門，就仍被襲擊。後來專寫文章，冀圖避免此項思慮，但是仍不成功。』[17]

而當時剛在考古學界嶄露頭角的劉d（尹達），則更是義無返顧地離開了史語所，毅然奔赴延安抗日前線。離所時，他還曾留下了這樣一段話：『別了，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業！在參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敵人鐵蹄踏過東北的時候，內在的矛盾燃燒着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這樣的純粹學術事業！……現在敵人的狂暴更加厲害了，國亡家破的悲劇跟着看就要在我們的面前排演，同時我們正是一幕悲劇的演員！我們不忍心就這樣的讓國家亡掉，讓故鄉的父老化作亡國的奴隸；內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真不能夠再埋頭寫下去了！我愛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點可能，也不願意捨棄這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愛國家，更愛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鄉，我不能夠坐視不救！』[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