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2)

與此同時，考據史學在胡適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種局限性，同樣也貫穿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始終。

其一，因為片面強調考據，導致了許多大學國文系課程明顯偏重於訓詁考據，而忽略了對文學本身的鑑賞。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經針對清華國文系的課程設置狀況評論說：『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學認為中國文學系課程中國太多，文學太少。就是說近於國學系，而非文學系。他們不喜歡訓詁、考據，而他們所謂文學的觀念乃是五四以後新文學的觀念，對於古文學也很隔膜。為愛好文藝而進中國文學系，乃至弄到觸處是訓詁、考據，不免有「誤入」的感覺，簡直可以說是受騙。』[9]

其二，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樣，『實證主義在它那工作的這一方面所留給近代歷史編纂學的遺產，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合』。[10]確實，由於過於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對疏通與推論，『整理國故運動』在某些缺乏史料的問題上，難免顯得無能為力。譬如，史語所雖在考古發掘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是畢竟無法將中國上古史的原貌重新完全復原，而它又向來以所謂『存而不補、證而不疏』相標榜，以至於長期以來，一部完整的中國上古史始終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李濟晚年就曾反思說：『歷史學家在這一方面，就不能不用些想像的力量。說得簡單一些，一個歷史學家，不但應該根據科學的事實寫歷史，同時也應該用文學的手段寫歷史。……因此，我個人的意見，覺得要預備寫一部中國上古史，我們不但要參照鐵的事實，也需要若干活的想像。』[11]

其三，因為僅僅局限於考據，『整理國故運動』實際上只是以史料的考訂整理為主，屬於微觀史學的範疇，它欠缺宏觀上整體駕馭的能力，更不可能進行高層次的歷史哲學思辨，這就很難達到其所謂『重新估定一些價值』的目的。關於這一點，牟潤孫曾經十分尖銳地針砭說：『綜觀此一時期之史學，當其初也，沿襲五四以來之積習，仍多以考據為專業，而偏重材料。……治史者咸致力於尋求罕見之典籍文物，苟有所獲，則不問事之巨細，題之輕重，旁征廣引、附會渲染以為文章。……今日史學之衰，在於舍義而言事，抑今之治史者，又往往以追尋瑣屑之事為務，誠所謂未聞大道也。』[12]

平心而論，『整理國故運動』的反對疏通與注重考據，對當時學界所盛行的空疏風氣，確實起到了針砭時弊的一定作用；然而，由於它在研究方法上片面強調考據之學，絕對排斥『史觀』的指導；甚至將研究目的僅僅定位於整理史料，而忽略了探求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它也帶有相當大的局限性。如果說在運動的初起階段，這種局限性體現得尚不十分明顯；那麼，隨着運動的開展，考據史學的弊端終於逐漸顯露，並最終嚴重製約了『整理國故運動』的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