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1)

作爲一場旨在推動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學術文化運動，『整理國故運動』曾經在20－30年代的民國知識界風行一時，然而時至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它卻終告衰歇。究其緣由，無疑是受到其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以及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具體說來，這大致包含了以下幾方面原因。

一、自身缺陷的內在制約

『整理國故運動』的衰歇原因，首先在於它受到了自身固有缺陷的內在制約，尤其是因爲它始終拘泥於考據之學，從而不僅無法適應現代史學思潮的發展趨勢，同時也無法滿足當時人們日益增長的思想需求，這在胡適身上體現得尤爲明顯。

正如余英時所指出，『胡適學術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1]確實，胡適終其一生的學術研究都不脫考據色彩，甚至還可謂帶有某種『考據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遊歷廬山後，寫了一篇【廬山遊記】。在這篇遊記中，他逐一考證了江西紙牌與徽州牌的不同、三疊泉發現之時間、開先寺的來歷、歸宗寺的傳說等一系列問題。或許是自己也覺得其中的考據色彩過於濃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註說：『我作【廬山遊記】，不覺寫了許多考據，歸宗寺後的一個塔竟費了我幾千字的考據！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難遏止。……我們有歷史考據癖的人到了這些地方，看見了許多捏造的古蹟，心裡實在忍不住。……我爲什麼要做這種細碎的考據呢？也不過「心逵浚適秩擰棠筒蛔【選！[2]由此可見，因爲受到性情與思維慣性的牽引，胡適已形成了某種根深蒂固乃至難以自拔的『考據癖』，而這無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國故』的視野與成就。

其一，由於研究方法不脫考據，這勢必造成他對一些不適於考證的問題無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經批評胡適說：『他對佛教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只能做一些考證；他想從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識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個賣力氣的人，禪宗不立語言文字，胡先生對此就無辦法。』[3]馮友蘭也客觀評價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於資料的真偽，文字的考證，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對於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則講得不夠透，不夠細。』[4]

其二，因爲僅僅局限於考據學本身，而未能吸收社會科學的其它方法，胡適的考據成就其實也十分有限。唐德剛就曾直言指出：『用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發前人所未發，把古書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是如果碰到……與制度史、社會史有關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夠用了。……學者如罔顧社會科學的法則，而專門去倒訓詁學、校勘學的字紙簍，那就所見有限了。』[5]

其三，由於陷入了個別史實的瑣碎考證，胡適往往忽視了對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說：他在二戰之後暫留美國，『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國思想史寫成，但寫到一個時期，往往被一些小問題牽引去做點小考證，這些小考證往往比寫通史有趣味得多，於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寫通史的工作忘在腦後，用全力去做考證』。[6]

更爲關鍵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針砭的那樣，『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國現代社會所企求於史學界的是新的史學的建立與新的史籍的產生，而決不僅僅滿足於史料的零碎的獲得』。[7]然而，因爲過於注重個別史實的細節考證，一味篤信『見樹不見林』的『實驗主義』，籠統排斥一切『史觀』，胡適顯然無法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難以滿足當時人們的精神需求。梁漱溟就批評說：『先生不承認封建制度、封建勢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論斷來，亦太嫌省事！中國社會是什麼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還存在不存在？這已成了今日最熱鬧的聚訟的問題，論文和專書出了不少，意見尚難歸一。先生是喜歡作歷史研究的人，對於這問題當有所提示，我們非請教不可。……我向不知學問，尤其不會作歷史考證功夫，對此題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掃群疑，昭見事實，實大有望於先生！』[8]但對於梁漱溟的這番質問，胡適卻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