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動態的生命結構，則是一種公理方法。這種思維方法分為兩步：首先尋求一種不證自明的公理，揭示一種一般關係、普遍結構；然後由此出發，推演出一系列定理，從而形成一個自足的解釋系統。周易哲人從生命現象中發現了這種公理：陰陽-生命結構。從而推演出一系列倫理-政治定理，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系。這就是【繫辭傳】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周易】作為這樣一個生命公理系統，把宇宙天地人物推演成一個生命大系統，陰陽結構便是它的公理。這個公理既是自為的理性公設，也是自在的形上本體，亦即邏輯與歷史的同一，闡釋與文本的同一。這個公理系統至今仍在發揮作用，例如『一分為二』至今仍是中國人所承認的一條公理。
這種方法在西方邏輯、尤其現代符號邏輯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主要就是形式化、符號化，成為一種精確的科學工具。在周易哲學中，象數派早已企圖將它形式化、數理化，但它不是形式邏輯的，而是思辯邏輯的；而義理派則對形式化、數理化不感興趣，他們注重內容、實際，以之解釋生活、理解人生。西方結構主義從列維-斯特勞斯到喬姆斯基，把這種公理方法成功地運用於人文社會科學，僅此而論，西方結構主義與周易哲學是相通的：陰陽範疇，就是生命系統的『深層結構』。但西方結構主義的公理是一種先驗的預設（19）， 而周易生命哲學的公理是生命的直觀（仰觀俯觀，近取遠取）；西方結構主義是一種科學理性主義，而周易生命哲學是一種人文理性主義。此即中國的生命現象學、生命闡釋學。 周易哲學的生命關懷落實於整個中國哲學，是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的： 其一、民生與人生：群體生命與個體生命 此即中國哲學的群己關係問題。儒、道兩家都將【周易】奉為經典。儒家關懷群體生命。孔子主張『愛人』、『務民之義』、『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孟子的民本思想、對仁政及社會分工的探討，荀子的王制思想和對『群』、『分』的探討，都是企圖尋求一種群體生存結構。『禮』便是群體生存的保障，君臣、父子等等關係，無非陰陽結構。道家關注個體生命。老子研究『長生久視之道』。莊子研究如何『養生』、『保身』、『全身』。至於楊朱『貴生』、『重己』以至『一毛不拔』，則把這種個體生命哲學推向了極端。 其二、生存與發展：生命的維持與提升 群體的生存發展乃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時代主題，也是當今世界的一大主題，其實從來就是中國哲學的主題。儒家關懷群體生命，講集體的生存與發展。【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庶、富、教，正是由求生存而到求發展的階梯。道家關注個體生命，講個人的生存與發展：老子側重生命的維持，莊子側重生命的提升。 其三、肉體與心靈：生命的存在與超越 此即中國哲學的身心關係問題。人總希求克服生命的有限，追求生命的無限。儒家訴諸群體，講『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是將個體生命融入生生不息的群體生命之中。道家訴諸個體生命的形上依據『道』，就是訴諸『自然』這個大生命。老子偏重肉體存在，莊子偏重心靈超越。老子『玄牝之門』，『可以為天下母』，『以順眾父』，幾乎就是【周易】的原版。 周易哲學所確立的這種生命結構主義哲學，影響了後來整個的中國哲學史。不同時代的哲學家所面臨的歷史課題各不相同，但他們的致思取向卻驚人地一致，具體來說，中國哲學史表現為同一『生命結構』的主題變奏。所謂中國哲學的轉型，不外乎是生命結構的具體歷史內容的轉換，亦即剝除其失去現實意義的內容，賦予其具有時代價值的內容。 這可以追溯到周公思想，可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關係。一個中心就是周族的群體生命憂患，即周王朝的生死存亡問題，歸結為『德』的問題（德者得也，這裡是講的得天受命）。兩個關係都是陰陽結構模式：一是天人關係，要求『以德配天』；一是君民關係，要求『敬德保民』。周人的思維模式很類似於結構主義、如布拉格音位學派的思維方式。這裡是兩次二元對立（天人、君民）的疊加，而形成一個『語義三角』： 來源：中國儒學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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