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貪官落馬,走上不歸之路,就是心中少一個畏字。至少是這個畏字沒有對他產生最大的威懾力量。以下是關於成克傑走向死路的一個心理記錄:『在成克傑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塊地最終以低價改批給銀興公司。不久後的一天,當周坤將一提包錢遞到成克傑手裏時,打開拉鏈後成克傑着實嚇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錢推了回去』,『那一晚,滿屋都是鈔票的墨香,成克傑和李平頭枕着錢,腳踏着錢,身子壓着錢,通晚睡在錢床上真可謂過足了「錢癮」,而錢帶來的不都是快樂,據李平後來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種恐懼感」』。然而無論是成克傑的『嚇一跳』與他的情婦的『有種恐懼感』,都沒有讓他們在的道路上站住腳。對他們來說只是出現片刻的猶豫金錢的誘惑力還是把他們帶到了死亡的深淵。[viii]
從一個畏字引出一個戒字還引出『慎獨』的概念。【禮記・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道義如同人們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離開的。假如這『道義』是可以離開的,那也就不成其為道義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會將它如生命一樣珍視,每時每刻把它作為生活的指南,行動的準則,時時生怕違背了它,懷着戒慎與恐懼心情。這裏又要知道『不睹』與『不聞』是什麼意思。這是說道義、真理作為一個意識思想有的時候看不到與聽不到,處在『隱』與『微』的狀態。然而就是這樣,君子對道義與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絲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話來說,人常處在兩種狀態之下。一種狀態是有人監督與提醒,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什麼不應該做。這個時候保持頭腦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這樣的時候,你是一人獨處,離開了受監督與提醒的環境,這時候應該怎麼辦呢?道義與真理不彰不顯,處於『隱微』的狀態,那就全靠你自己了,這就是慎獨。[ix][8] 三、知恥與道德建設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和他的一個親屬談話時說過:"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了他們就是救了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啊。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重溫毛澤東的這句話,使我們明確廉政文化建設與知恥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關係。 美國有學者出了一本論述日本文化的書,書名叫【菊花與刀】。書中她定義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恥』的文化。西方人那裏對罪有特別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們,人天生有罪的,這就是原罪。此後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積累將把人帶入地獄。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對恥的畏懼卻遠遠超過對罪的恐懼。恥辱作為一種精神緊張,嚴厲地約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與行動。筆者在日本留學生活時也注意到,當一個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難當的不是罪惡引起的內責,而是罪行帶來的恥辱。可以看到,一個政府官吏發生重大錯失,恥辱會讓他走上自殺道路。警視廳將一個貪污犯押上刑車,都要在他的頭上蒙上黑套,並一定將他的領帶卸去,原因也是為防止他自殺免辱。 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恥可足以讓人去死,可見恥給人帶來的壓力有多重,所產生的精神威懾力有多大。 這又使啟發,規範一個社會秩序的有兩個東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規範。恥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經成為精神意義上的刑律。其與法律刑制一起擔當着社會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會約束作用,有時甚至超過刑律與法制。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前者是物質法制,後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層法制,後者是深層法制。恥的文化與東方傳統中的倫理理念,就是這樣的精神法制與深層法制。 來源:光明網理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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