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刃相割，利鈍乃見。』對於『人與自然』關係這麼一個同樣的問題，馬克思則是在現代意義上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觀點。他認爲，『通過工業而生成――儘管以一種異化的形式――的那種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學的自然界。』[17]在他看來，自然世界的工業化雖然伴隨著人的非人化，但比起自然經濟的田園詩畫來說，無論如何仍是一種進步，因爲唯有通過這一歷史發展的『煉獄』，人類才能在現代文明的基礎上與自然之間達成新的真正的統一。而對西方在此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弊病，馬克思則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深刻指出：『用來消除已經發現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發展了的形式存在於已經發生變化的生產關係本身中。這些手段不應當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應當通過頭腦從生產的現成物質事實中發現出來。』[18]
『窺一斑可見全豹』，『儒學復興論』者穿越『時空隧道』、不做具體分析地將所謂『天人合一』觀念從其社會歷史層面形式化地剝離出來，抽象地與後現代主義『生態意識』相提並論，『在最舊的東西中驚奇地發現了最新的東西』[19]，這在實質上只不過是拉郎配式的『西學中源說』的『後現代』翻版而已，『是保守主義文化心態的一種曲折的反映』[20]，正所謂『動輒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21]至於那種『假裝著向前看，而實際是死死地向後看，這正是新復古主義者的姿態』[22]。而即使撇開『儒學復興論』者有意或無意的誤讀不談，『後現代主義』在當今中國也是一種『畫虎不成反類犬』、誠不足取的有害思潮，畢竟『走向現代化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大潮，而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是現代化問題。試圖超越現代社會而直接進入後現代（後工業）社會無疑是一種盲目的「善良願望」，只會造成又一輪虛脫冒進和價值分裂。中國應當扎紮實實走現代化之路，任何人爲的後現代噪音只會陷入「泡沫文化」的困境。』[23] 當『東亞經濟奇蹟』與『後現代主義』這兩大『沙質』基石被掏空、『解構』、『顛覆』之後，『儒學復興論』便成了無所憑依的『空中樓閣』，抑或是虛幻縹緲的『海市蜃樓』。它固然不乏站在愛國主義與人類主義立場上所抱有著的摯熱而深邃的『憂患』意識和悲天憫人的使命感，對妄自菲薄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態度與薩伊德所批判的『東方主義』偏見在相當程度上亦起了針貶時弊的作用，對陷入『異化』困境的西方人文危機也不無一定的『補偏救弊』意義。恰是在這個問題上，梁啓超所指出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要求者也』[24]這句話得到了印證。但是在肯定其價值的同時，亦不能將之誇大化，況且就其現實性而言，由於欠缺明顯的依據，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和『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只不過是類似歷史推背圖的一廂情願的憧憬罷了！至於那種對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與『東方主義』矯枉過正、過猶不及從而導致『開放的心靈』日趨萎縮、作繭自縛、對外只會一味說『不』[25]的華夏中心主義，以及那種一心想『以夏變夷』、把儒學推廣到全世界、視爲『人類走向未來所能依賴的唯一的定盤針』[26]的民族沙文傾向，不僅在理論上不符合當今『全球一體化』與『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潮流，而且在實踐中也不利於改革開放局面的進一步擴大和國際文化交流的正常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學者布萊克說：『民族主義（指狹隘或沙文的，筆者注），在爲統一和獨立而奮鬥的社會中是一種實現現代化的力量，一旦國家獲得成功，它很容易變成保守和壓迫的力量。』[27]而那種在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史上屢見不鮮的，片面地進行文化比較的『強人政策』[28]所導致的見西弊而忘中病、不切實際地把人家的『解毒劑』當作自己的『營養品』猛喝猛灌的做法，則更是有礙於我們當前正朝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跨世紀邁進。(作者：盧毅) 注釋： [1]參見方克立【評大陸新儒家『復興儒學』的綱領】，【晉陽學刊】1997年第4期。 [2]【儒家倫理在『台灣經驗』中的角色】，見【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書局成立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89頁。 [3]【參考消息】，1988年10月21日。 [4]【讀書】1997年第11期，第122頁。 [5]新加坡【聯合早報】1988年10月29日。 [6]美籍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一書中對此曾有專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頁。 [7]【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自序，正中書局1953年版。 [8]墨子刻【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頁。 [9]【文化即命運――與李光耀一席談】，美國【外交事物】1994年3―4月號。 [10]【東亞的發展模式：經驗性的探索】，見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頁。 [11]陳崧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增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頁。 [12][13][14][16][18][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23頁、第1卷第43頁、第3卷第425頁、第4卷第394頁、第3卷第425頁、第4卷第367頁。 [15]【建設新道德――儒學作爲一個整體已經過時】，【教育藝術】1996年第6期。 [17]【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頁。 [20]俞吾金【評文化研究中的三種傾向】，【復旦學報】1994年第4期。 [21]【國性與民德――梁啓超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頁。 [22]【胡繩文集】，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頁。 [23]王岳川【走出後現代思潮】，【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24]朱維錚編【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頁。 [25]兩年前出版界轟轟烈烈地滾動推出『中國說「不」』系列之蔚爲壯觀場面，可爲一個側面的佐證。 [26]【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劉述先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頁。 [27]【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 [28]杜維明對此曾有精闢分析，見羅義俊編【評新儒家】增補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頁。 來源：國學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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