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化研究的现实与困境

编者按：语言学研究向来关注具体问题，方法可谓具体研究之良具，因此，本版将陆续推出关于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的文章。栏目名中“旨归”之意取自《温病合编・自序》：“其于卷帙浩繁者，必要旨归，琳琅珠璧，无美不搜……”希冀将语言学方法论之美文尽收于本栏。


　　自1990年代中期语法化理论引入以来，中国语法化研究已走过了近20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现状


　　中国对语法化现象产生兴趣，最早可追溯到元代周伯琦写于13世纪的《六书正伪》。该书指出：“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曾显示出朴素的语法化思想。比如，吕叔湘在探讨疑问形式作非疑问用时就透露出形式更新思想。赵元任的背语义分析和“语义短路说”，也有“类推和重新分析常交织在一起”及语义滞留、语境吸收的思想。但是，突破语法化研究的实词（词义）虚化局限，自觉运用语法化理论研究汉语则始于1990 年代。1994年，沈家煊和孙朝奋分别著文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中提出的语法化原则和语法化的单向性。1995年，刘坚等著文探讨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诱因。1998年，沈家煊介绍了Bybee等著《语法演变：世界语言中的时、体、情态》一书中的相关理论。上述文献的发表推动了汉语语法化研究。2001年起，两年一次的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开了五届，出了四本《语法化与语法研究》文集。关于汉语语法化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国内已有专著、论文作全面介绍，本文重在反思该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不足


　　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使这一研究似乎走入了一个“理论创新进展慢，事实挖掘偏重微观”的困境。


　　第一，共时变异研究和历时演变研究结合浅表化。自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汉语共时变异研究不再满足于对共时现象的分析和描写。而历时演变研究也不再满足于材料的堆砌、年代的考证和线索的追溯，开始用历时演变解释共时变异/特征，基于共时变异重构历时演变。但由于一些研究者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理解为“仅仅是一会儿进行共时描写、一会儿进行历时追溯”，结果导致其研究与历史语法学研究的重复，只是比后者增加了“类推、重新分析、隐喻、转喻、扩展、实现、（交互）主观化”等新术语。因而，这种浅表化的结合常被批评为“只是用国外的理论来套一套汉语的事实”。


　　第二，具体研究有余，共性研究不足。语法化事实研究多为个案研究，而立足一类语词或句式的研究较少。虽然吴福祥曾疾呼重视语法化模式/路径的探讨，但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较少。比如，对汉语终竟义语词（“到底、终于、毕竟、终究、究竟”等）的语法化研究，基本都是对该聚合中一个成员的一种或几种用法，或某几个成员的一种用法展开研究。


　　第三，事实挖掘有余，理论探讨不足。汉语界探讨语法化理论的文献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尚存在可商榷之处。比如，汉语语法化研究领域常将语法化的条件、动因（诱因）、机制和表现这四者中的两个或多个混为一谈。李宗江《关于语法化机制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已基本澄清语法化动因和机制的区别。其不足之处：一是将语法化的条件和动因混为一谈，二是将语言类型或语言系统的特点归入语法化动因。


再如，对语法化与高频的关系，学界进行了一些探讨。彭睿区分了临界频率和非临界频率，对“语法化以高频为条件”原则的例外现象作了合理解释。但作了这种区分后，仍有例外现象。李宗江指出，这些例外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我们基于对历史语料的统计得出的结论和当时的语感未必相符。笔者认为，因文献缺失或书面语对口语反映的滞后，基于对历史文献的考察而得出的某语词用频高低的结论未必可靠。李宗江还认为，人们在语感上非常熟悉是语词易语法化的根本原因。但语感上熟悉是个模糊概念，在实际研究中难以操作。笔者认为，鉴别语词语法化难易程度的标准是创新用法在当时语言系统中对于语言使用者来说的心理解读难度。高频只是降低创新用法心理解读难度的因素之一，而非心理解读难度小的表现。


　　第四，对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热点和进展关注不够。比如，国外语法化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趋势，语言历时演变的小型计算机模拟，以及语法化研究中的有无之争、概念之争、范式之争、单向性之争等。而汉语语法化研究多专注于语法化事实的挖掘，这必然导致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极端倾向和汉语语法化的个性发现较少两种流弊。汉语是极具类型学价值的语言，它在语法化模式/路径上当有不少异于外语的特点，但汉语界对此发现甚少，且对已有发现的解释存在争议。


　　比如，吴福祥指出，在形态发达的语言里，语法词或附着成分常会经形态化变为屈折词缀。汉语等分析语中虽也有类似变化，但通常不是进一步语法化为屈折词缀，而是跟毗邻词项发生词汇化，形成意义难以分析的词内成分。但李宗江认为，“若把汉语是非形态语作为其语法化不能导致形态化的原因，那就得将语言的结构类型看做先于语法化的初始观念，或者说是结构类型规定语法化而不是语法化影响结构类型。这样理解似与语法化的实质不符”。其实，李宗江只是看到了语法化对语法系统的形成和调整作用，而没有看到既有语法系统对新的语法化演进方向的规定作用。陈保亚解释道，汉语和外语相同的是语言单位在历史变化过程中常出现由上层向下层转化的情况，词组向词、词向语素、语素向音位都可转化；相异的是汉语是语素音节文字，所以在句子向习语、词组向词、词向词内语素的转化过程中，语音表现不同于印欧语。汉语一个音节通常不会弱化到只有一个音位，弱化到消失的更是少而又少。汉语音节在弱化过程中多顽强地保留音节地位，常是声调消失、声母浊化、韵腹央化，因此易变成词内语素而不易变成屈折词缀。


　　此外，某些汉语语法化文献还受到国外语法化研究从早期的重形态―句法向近期的重语义转变的影响，把汉语语法化研究蜕化为词义演变研究。（张秀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