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新解蘇軾詞:他要以科學民主克服人性弱點（1）

近日，學者汪宏華新解蘇詞，他認為【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不只有詞學之技、文學之美，更有哲學之道與政治之新。為讓皇上少受干擾，進一步看清改革派的本質，蘇軾毅然從充滿派系爭鬥的朝廷下到京城，再到外地。他在孤獨中徹悟，封建制度是人性弱點的產物，必須重新修身，以科學的眼光克服人性在時間上的短視，以民主的胸襟克服人性在空間上的自私，才能真正治國平天下，建立永沐嬋娟、共沐嬋娟的理想社會。蘇軾不是真正的保守派，其穎悟水平比改革派范仲淹還要高遠，直通啟蒙時代。汪宏華的原文如下：

一、『明月』蘊含三重意境和周期，蘇軾提出以科學民主克服人性弱點

首先來探討『明月』和『明月幾時有』的涵義，綜合全詞可推：第一，『明月』是指晴月、圓月，作者之所以發問，是因為中秋上半夜飲酒時月亮尚在雲中，並且稍有殘缺；第二，『明月』是隱喻明君，作者回憶當年與兄弟一起喝酒時，朝廷充滿派系爭鬥，浮雲蔽日，所以又說『兼懷子由』；第三，『明月』是指月亮這一廣義的事物，作者追問『今夕是何年』，是設想自己退回到了月亮未誕生之前的夢寐時代。

以上三重內涵分別對應三個時間周期，漸次擴大：

其一，寫了中秋節一個晚上的月亮變化。上半夜作者與友人相聚歡飲，酩酊大醉，飄飄若仙，但美中不足的是月色晦暗清冷，月形也不是很圓；下半夜回到家中，孤寂惆悵，輾轉難眠，但月亮不期然『轉朱閣，低綺戶』，衝出雲層變得格外皎潔而又圓盈了(十五的月亮確乎是越到深夜越圓，十六凌晨為甚)。對此，作者先是認為月亮太冷酷，不近人情，不助人興，轉而意識到它不是人的陪襯，不會迎合人的喜惡，遵循的是天地人之間整體的平衡法則，月之晴圓與人之歡合自古難以兩全，天地至公！

作者仍未停留於這種認識，繼續轉折，繼續提升，認為人來自天(如『我欲乘風歸去』)又高於天，擁有超越於萬物之上的智慧與包容心。一個人只要不斷發揮想象，自我拓展，便能做到吞吐宇宙、包羅萬象，甚至永沐嬋娟。注意，『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提出的是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擴展，時間上要求人們耐心等待，正確認識月亮的陰晴圓缺周期，謀求長遠利益，以彼時之樂為此時之樂；空間上要求無私分享，正確認識月亮照射的普遍性和公平性，謀求整體利益，以他人之樂為自己之樂。如此，我們就不會傷感一時一地的得失了，『此事古難全』的缺憾就解構了。【明月幾時有】原來還是一首充滿人文精神與辯證思想的哲理詞。蘇軾的這種思維模式在【題西林壁】中也有表現，它採用了長、寬、高和距離四個空間維度剖析(嚴格說，遠近是透視距離，不能算一個空間維度)。該詩的深層用意是勸人不要陷入寺院式的坐井觀天(一維)與虛空冥想(無維)，必須走出去全面探知事物的真面目。現代物理學告訴我們，認識事物的維度越多，越接近於事實與真理。

其二，寫自己與兄弟蘇轍分別前後的君王變化。此前，很多人認為，這首詞表現了蘇軾的矛盾思想，一方面希冀重返汴京，一方面消極避世，在進退之間徘徊糾結。其實不然，蘇軾對君王的評價絲毫不帶主觀性，也不認為自己的遷貶與寵辱有關，相反，他以為七年前與兄弟在汴京聚會狂歡時，皇帝並不是很開明，如月在雲中；朝廷也並不是很溫暖，如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因此，蘇軾才毅然作出了一退再退的決定，請求外放地方為官(從『我欲乘風歸去』又可推，他最初是在天宮即朝廷為官)。當他離開汴京，通判杭州，再調知山東密州後，果然就感受到了皇帝與朝廷的光亮，頓然苦中生樂。

那麼，作者為什麼要反向選擇？同一個皇帝宋神宗又緣何忽明忽暗呢？一是宋神宗批准了他離京外放的請求，知臣愛臣；更重要的是蘇軾乃大儒士、保守派，秉持『尊主澤民』的儒家理念，他認為皇帝本身並不存在明暗問題，是主政的王安石等改革派浮雲蔽月了，將朝廷攪合成陰冷的寒宮了。作者退避既便可讓皇上少受干擾，看清改革派的本性。隨着改革派逐步被壓制、罷黜，朝廷恢復寧靜，皇帝也就像月亮似地重現光明了。

當然，皇帝也不是天生的完人，他也有一個成長的過程，這場運動就讓他經受磨練，日臻完美了，就像是中秋下半夜的圓月。這裡，月亮的陰晴變化是權臣製造，圓缺則是皇帝本身的問題。

既然蘇東坡的外放是出於自願，之後又取得了預期的成效，他就不應有什麼政治上的失落。他輾轉反側只是因為自從離開帝都，就不曾與賢弟蘇轍謀面共敘手足情了(此時蘇轍任河南推官)。但這也難不倒蘇東坡，他立即想出了解決忠孝矛盾的方案――兄弟倆長久共嬋娟，千里共嬋娟。只要有嬋娟就好，只要有明君就好，其它代價都無足掛齒！實際上蘇軾收穫了四全齊美，個人的境界提升了，兄弟的情誼加深了，朝廷的爭吵平靜了，君王的眼睛明亮了。如此地獄，我不下誰下？(該詞分出三界，朝廷為天宮，京城為人間，外地為地獄。)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保守派和改革派存在這樣的差別：保守派往往忠君，認為旁人不必對君王和社會制度指手畫腳，他們自身具備持續改進的力量和周期，如同月亮由虧轉盈，作為大臣只須整頓吏治，照章辦事，即可重振朝綱――君有為，臣無為；改革派則認為國家衰敗的根源在於皇帝昏庸、制度陳腐，朝臣必須強力干政，革新舊制，方可與時俱進，勵精圖治――君無為，臣有為。

歷史上的改革派為什麼總是難獲成功？因為他們損害君王利益，讓利於民，卻又夢想得到君王的支持。這就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改革失敗，二是改革演變成造反，推翻舊王朝。開國君主可謂是成功的改革家，但他們一旦取得成功就會拋棄當初漂亮的口號，仍舊撿起最能籠絡人心的儒家思想和最能保護自家利益的封建制度。如此換湯不換藥的改革或改朝，真是不如不改，老百姓遭殃。蘇軾以為其根本是人性的弱點在作祟，中國人需要重新修身，克服時間上的短視與空間上的自私，才能真正治國平天下。如何克服？蘇軾說，要像認識月亮的陰晴圓缺一樣，認識事物的發展周期或規律，放開眼量；要像月光普灑人間一樣，廣博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國民，放開心量。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用科學改變短視，用民主改變自私。原來，蘇先生既非愚忠，亦非腐儒，他早在11世紀就從時空兩個維度推導出了賽先生和德先生。唐宋真不愧是中國的清明盛世，李白以酒為媒提出文藝復興(【將進酒】)，蘇軾則從月亮感悟到了思想啟蒙。看來法國學者謝和耐大膽提出的――『在宋代尤其是13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還是過于謹慎了。

其三，寫了月亮這一自然物的有無變化，周期大到億萬年。作者表現出了探索天體和宇宙起源的科學好奇心，但顯然只是用作虛托，使詩詞增添神話與浪漫色彩，不是其本意，無需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