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翻过《史记》这座大山 清理中华文明根基(1)

在《大秦帝国》之后，孙皓晖这次带给我们的是厚厚的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新书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他承认这本书在思想上其实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这一次想要说些什么呢？

新书 《大秦帝国》史观的延续

新京报：如果说《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在思想上是《大秦帝国》的延续，你同意吗？

孙皓晖：这两本书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大秦帝国》以历史文学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时代。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是以理论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包括了对秦帝国的梳理。两者在史观上是一致的，都是大时代的问题，整个原生文明的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了原生文明这样一个概念，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孙皓晖：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论上新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的整个演变中那一段生长、成熟、沉淀、稳定的时期，这就叫做原生文明。这种文明就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一样，一旦形成，便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比如中国统一文明之后，就在两千多年之中没有变化，所以中国统一文明就是中国原生文明的最高峰。

新京报：那秦朝之后的两千年呢？

孙皓晖：后两千年，从西汉独尊儒术开始，我们的文明就渐渐走下坡路，可以说是一种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尤其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体系，我们的思想便越来越僵化。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创造性、它的跨越性、它的时代原创性，都非常浓烈。而后两千年虽然也有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在社会化方面是比之前发达了，比如局部的科技，四大发明等，但在以政治文明为核心的整个文明形态上我们并没有大的跨越。

新京报：你觉得历史上对秦朝的评价总体上是不公的？

孙皓晖：历朝历代想客观地看待秦，为秦说几句好话的人也有，但都被“暴秦论”的主流所淹没。后世客观评价秦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近代以来，对秦的态度虽然有所改观，但都不是震荡性的，没有形成普遍的共识。“文革”期间，曾经对秦帝国对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几乎在当时来说是达成了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因为它是革命化的、阶级斗争化的、政治化的简单方式，后来这些观念也就被否定了。很多知识分子回到了传统的非秦道路上去了。对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悲剧，现在我们对秦还刚刚重新审视，对秦形成局部肯定，但在整体上，还远未形成共识。

写作 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语言

新京报：《大秦帝国》采用了小说叙事，《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原本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解说文字，都是很生动，饱含感情的，与我们以前看到的对于历史的书写都不太一样。

孙皓晖：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是因为我们国家，尤其从明清两代开始形成了一股考据风，把历史学著作都写成了艰深的考据著作，对社会起的作用极小，只在圈子里流传。但现在真的要影响民众思想，或者说思想要走入民众，我们必须要以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基本方面，当然我也引证了大量的史料，但史料不是以注释的方式出现，没有排列大量的参考书目，这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就很容易阅读。其实我的这种书写方式，对于学者来说是更大的挑战，要把史料完整的消化在自己的思想里，然后又要把消化以后的东西重新制作成自己的思想，交给社会和读者去检验。

新京报：这种消化的过程是不是很具挑战？

孙皓晖：这种消化的过程是很难完成的，这样的方式应该是对治学，对文明史研究的真正挑战。如果写成传统的学院派那种报职称的文章，实在太容易了，那种都是八股和教条的方式，原封不动的引证一段史料，之后加一写评述，其实真正的思想是并没有多少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最主要的写作方式，就是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而对于历史的叙述，是用现代人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话。可能和传统的学院派文章有所不同，但我相信读者读后，对于其中的学术含量、思想含量，自会有所评估。

新京报：你觉得在现在社会的背景下谈原生文明的意义何在？

孙皓晖：我在书中讨论两大时代不同的意义在于我们继承中国文明遗产要寻求那些良性的、美好的东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目光要越过两千年，直接和我们的原生文明对接。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它越过了沉闷的中世纪，与古希腊、古罗马对接，所以文艺复兴才如此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现在研究原生文明的意义就是要明白原生文明和后两千年文明的不同点，现实的意义就是继承那些健康的、阳光的、创造的精神，寻求我们民族优秀的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