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翻過【史記】這座大山 清理中華文明根基(1)

在【大秦帝國】之後，孫皓暉這次帶給我們的是厚厚的三卷本【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新書里他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文明』的概念，他承認這本書在思想上其實是【大秦帝國】的延續。一直力挺秦文明的他，這一次想要說些什麼呢？

新書 【大秦帝國】史觀的延續

新京報：如果說【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在思想上是【大秦帝國】的延續，你同意嗎？

孫皓暉：這兩本書是有一脈相承的關係的。【大秦帝國】以歷史文學的形式呈現了中國原生文明最高峰的時代。而【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是以理論的形式全面理清了前三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包括了對秦帝國的梳理。兩者在史觀上是一致的，都是大時代的問題，整個原生文明的問題。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了原生文明這樣一個概念，能具體解釋一下嗎？

孫皓暉：原生文明是我在理論上新使用的一個概念，它指的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文明的整個演變中那一段生長、成熟、沉澱、穩定的時期，這就叫做原生文明。這種文明就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一樣，一旦形成，便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着國家民族的命運。比如中國統一文明之後，就在兩千多年之中沒有變化，所以中國統一文明就是中國原生文明的最高峰。

新京報：那秦朝之後的兩千年呢？

孫皓暉：後兩千年，從西漢獨尊儒術開始，我們的文明就漸漸走下坡路，可以說是一種瀑布式的巨大的落差。尤其從宋明理學開始，中國有了『存天理，滅人慾』的哲學體系，我們的思想便越來越僵化。所以前三千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創造性、它的跨越性、它的時代原創性，都非常濃烈。而後兩千年雖然也有一些技術性的突破，在社會化方面是比之前發達了，比如局部的科技，四大發明等，但在以政治文明為核心的整個文明形態上我們並沒有大的跨越。

新京報：你覺得歷史上對秦朝的評價總體上是不公的？

孫皓暉：歷朝歷代想客觀地看待秦，為秦說幾句好話的人也有，但都被『暴秦論』的主流所淹沒。後世客觀評價秦的人就越來越少了。近代以來，對秦的態度雖然有所改觀，但都不是震盪性的，沒有形成普遍的共識。『文革』期間，曾經對秦帝國對法家作出了正面的肯定，幾乎在當時來說是達成了全社會的共識，但是因為它是革命化的、階級鬥爭化的、政治化的簡單方式，後來這些觀念也就被否定了。很多知識分子回到了傳統的非秦道路上去了。對秦的徹底否定是中國文明的一個悲劇，現在我們對秦還剛剛重新審視，對秦形成局部肯定，但在整體上，還遠未形成共識。

寫作 用現代人能聽懂的語言

新京報：【大秦帝國】採用了小說敘事，【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原本是一部大型文獻紀錄片的解說文字，都是很生動，飽含感情的，與我們以前看到的對於歷史的書寫都不太一樣。

孫皓暉：我之所以要選擇這樣一種方式，是因為我們國家，尤其從明清兩代開始形成了一股考據風，把歷史學著作都寫成了艱深的考據著作，對社會起的作用極小，只在圈子裡流傳。但現在真的要影響民眾思想，或者說思想要走入民眾，我們必須要以表達自己的思想為基本方面，當然我也引證了大量的史料，但史料不是以注釋的方式出現，沒有排列大量的參考書目，這樣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就很容易閱讀。其實我的這種書寫方式，對於學者來說是更大的挑戰，要把史料完整的消化在自己的思想里，然後又要把消化以後的東西重新製作成自己的思想，交給社會和讀者去檢驗。

新京報：這種消化的過程是不是很具挑戰？

孫皓暉：這種消化的過程是很難完成的，這樣的方式應該是對治學，對文明史研究的真正挑戰。如果寫成傳統的學院派那種報職稱的文章，實在太容易了，那種都是八股和教條的方式，原封不動的引證一段史料，之後加一寫評述，其實真正的思想是並沒有多少的。【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最主要的寫作方式，就是一面呈現歷史，一面解析歷史。而對於歷史的敘述，是用現代人聽得懂的語言來說話。可能和傳統的學院派文章有所不同，但我相信讀者讀後，對於其中的學術含量、思想含量，自會有所評估。

新京報：你覺得在現在社會的背景下談原生文明的意義何在？

孫皓暉：我在書中討論兩大時代不同的意義在於我們繼承中國文明遺產要尋求那些良性的、美好的東西。用一種形象的說法就是我們的目光要越過兩千年，直接和我們的原生文明對接。如同西方的文藝復興，它越過了沉悶的中世紀，與古希臘、古羅馬對接，所以文藝復興才如此蓬勃地發展起來。我們現在研究原生文明的意義就是要明白原生文明和後兩千年文明的不同點，現實的意義就是繼承那些健康的、陽光的、創造的精神，尋求我們民族優秀的核心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