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圖書館近日宣布，首次將口述史納入圖書館的收藏序列。這是一個遲到的消息，卻也是口述史在國內的真實處境。長久以來，國內專門從事口述史的專業研究人員稀少，甚至連圍觀者亦寥寥無幾，這種情況與國內特有的豐富口述史資源是極不相稱的。有鑑於此，高度重視口述歷史的價值，提升口述史研究的學術地位，吸引更多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口述歷史的研究，就顯得異常迫切，而口述史被國家圖書館納入收藏序列，為其在國內的開展添了一把火。
記者手記 為什麼要做口述史 採訪做口述史的學者、記者，給我最大的感受是，儘管口述史處境尷尬，投身在其間的人卻樂此不疲。他們說，口述史為其搜集民間的歷史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戶，他們不僅覺得很有樂趣，更感到自身責任的重大。 長期鑽故紙堆的學者們發現，以往的檔案、文獻，比較偏重於記錄統治階層的活動，偏重於社會精英的活動，偏重於政治方面的活動，而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對經濟活動、社會生活、婦女生活則記錄較少，即便有，也不過是枯燥的統計數據，缺少有血有肉的個案記錄。從上個世紀40年代起，口述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在美國問世，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口述史可以彌補高高在上的歷史文獻的不足和遺憾。 口述史着重從個人的經歷、感受來總結歷史，突出了原始質樸的歷史形態，它讓曾經的歷史變得鮮活，也讓乾巴巴的歷史充滿了原生態生活的質感。不僅如此，口述史的到來，也讓讀者獲得了新鮮的閱讀體驗，更讓他們體驗到探究歷史的無盡樂趣。 保爾・湯普遜在【過去的聲音：口述史】中說:『英雄不僅出自領袖，也可以出自平民。』國內的專家也逐漸認同了這個觀點，他們認為，口述史幫助那些沒有特權的人獲得了尊嚴和自信，而那些曾被忽視的實質性群體也向某些歷史的假設和公斷髮出挑戰，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語言把歷史交還給了人民，這也許正是口述史最大的價值。 1 口述史研究處於散兵游勇狀態 通過親歷人的口頭講述，以文字、錄音、影像方式搜集鮮活的歷史，以專業的歷史研究方式加以敘述，被稱為口述史。其價值在史學界被提得很高，但親自動手做的卻不多。儘管也有人因研究需要在做口述史的收集工作，但鮮有學者和專門機構為之。事實上，口述史的採集研究一直處於散兵游勇的狀態。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定宜莊回憶，1993年，她從台灣帶回了厚厚一摞書，全是普通民眾的口述史。一本本書翻過，定宜莊內心掀起了波瀾：『新的史學理論認為，歷史敘事的話語權過去都掌握在政治家和上層人物手裡，一般的平民百姓沒有說話的機會，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可是，口述史給了這些人說話的機會，我覺得這特別難得，這種做法打動了我。』定宜莊決定試着做一做。 定宜莊一直在做滿族婦女史研究，1996年，她決定將這個研究項目作為口述史的實驗田。『滿族旗人婦女從來沒有說話的機會，我想聽聽她們是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她們的生活、看待她們民族的。』 定宜莊有個朋友的岳母是滿族婦女，這位朋友說，老太太總跟旁人講，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很多人家一家家都『殉』了。這位老太太就是定宜莊的第一位採訪對象。定宜莊說：『老太太叫祁淑洪，接受採訪時已有70多歲，她講話生動麻利，故事一個接一個，但都扣住了辛亥革命前後旗人的生活。』老太太跟定宜莊講，她母親堅持剪頭髮，不留旗頭；還說旗人男人沒本事，家裡那點兒錢都讓他放禿尾巴鷹了；她說旗人賣東西不敢開口，藏在犄角旮旯里……這些生動的話兒，定宜莊至今都記得。 多年來，定宜莊採訪了上百人，她的【最後的記憶――16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和【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也相繼出版。 在首都圖書館，也有人採集與北京記憶有關的口述史。 首都圖書館地方文獻中心的書櫃裡，每一段口述錄音都被一一編號保存在光盤裡，它們記錄着珍貴的北京記憶。文獻中心副主任王煒說：『到目前為止，我們記錄的口述歷史已有8400分鐘。』 首圖開始採集口述史是在2005年，第一位採訪對象是北京史專家王永斌。王煒說：『王永斌曾經走遍北京的胡同、商業街和老字號，我們歷時3個多月，錄音長達36個小時，最終結集出版了【大前門――王永斌口述老北京生活】。』兩年前，首圖又設專人專職採集口述史，11位天橋老藝人的人生經歷因此被搶救下來。 在從事口述史研究的隊伍中，紅十字會崔永元公益基金口述歷史項目組陣容十分龐大，目前已有40人從事影像口述史的資料搜集、拍攝和後期資料整理等工作。這個團隊目前已經採訪了近4000人，其中抗戰老兵有400多人，而收集的口述歷史影像則有200萬分鐘。 2 口述史不是樹碑立傳 『口述歷史不是樹碑立傳，而是記錄大時代下個人的生活經歷和感受。』在定宜莊看來，時代、文化投射到每個人身上的感受是不一樣的，而通過個人感受的差異性來反映大時代的狀況，正是口述史的奇妙之處。定宜莊甚至認為：『如果個人經歷不與大的歷史背景相結合，就變成了瑣碎的嘮嘮叨叨。』 定宜莊和她的小團隊目前正與北京出版社合作，今後將陸續推出20卷的【北京口述歷史】。北京出版社相關負責人說，明年年底，這套書將出版四五卷，其中包括順義莊頭的口述歷史、一個旗人家族的口述歷史和宣南文化口述歷史等。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生楊原是【北京口述歷史】項目組的一員，他沒有想到，剛一入手，就被口述史迷上了。楊原目前正在採訪一個鳴蟲世家，他說：『我採訪的這位北京大爺，其家族在清朝時給宮裡供鳴蟲（如蟈蟈、蛐蛐），從他祖父開始的三代人，一直給梨園行供鳴蟲。』楊原說，這個鳴蟲世家曾給尚小雲、梅葆玖供過鳴蟲。小小鳴蟲牽扯出豐富的文化背景、人文風貌，更激發起了楊原研究歷史和文化的興趣。 一次次走訪，讓口述史專家發現，通過挖掘大時代下個人的經歷和感受，彌補了文獻的不足。 定宜莊說：『說北京人養鴿子的文章太多了，但來來回回都是那一套，我們做口述史才發現，這裡面有故事，其中就有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裡面蘊涵的文化非常有意思。』她舉例說，就像裹鴿子，不同身份的人處理方式就不同，自家鴿子被裹走了，平民會為此打架，而貝勒爺載濤會淡然處之：『裹了就裹了吧。』 首都圖書館的李夢楠和孟雲劍新近剛剛走訪了京劇界老人――83歲的王佩林。孟雲劍說：『老人家說的全是老戲班的舞台後台管理，就說撂門帘吧，上門帘和下門帘怎麼個撂法，是不一樣的，老人的細緻講述從文獻里根本找不到。』 3 普遍感覺是動手晚了 對於做口述史研究的人來說，觸摸往昔歲月，採訪古稀老人，就是和時間賽跑。 李夢楠採訪的第一個人是老天橋最後一代撂跤高手馬貴寶。『2009年，我去馬貴寶家4次，總共留下錄音8個小時。』老人告訴李夢楠，他跟師傅寶三兒學徒那會兒，三九天還光着脊梁練習，每天早上4點鐘起床，拿着兩個小石推子爬山坡。『可我們沒想到，剛採訪完一個星期，老人家就突然去世了。』 今年11月27日至28日，崔永元口述歷史採訪團隊記者郭曉明採訪到了參與河北冉莊地道戰設計、指揮作戰的抗戰老兵陳樹仁。『這次採訪是老人的女兒和我們聯繫的，老人女兒說，他父親95歲了，和一年前狀況大不一樣，希望我們儘快去九江，為老人保留一份影像資料。』 聽說要採訪了，陳樹仁老人興奮異常，一晚上都沒睡好，還拿出自己曾經寫過的地道戰資料連忙預習。郭曉明說：『第一天採訪了一個半小時，很順利，老人的女兒還說我們治好了她父親的老年痴呆症。』但畢竟年紀太大了，而且又是一夜沒睡，第二天，老人就有很多事想不起來了。老伴在一旁讀資料，記者幫助開導，半個小時後，老人才找回狀態。當天採訪，老人特別疲憊。考慮到陳樹仁老人的身體狀況，郭曉明和同事也不敢再打擾了。 『動手晚了，這是我們這個團隊普遍的遺憾。』崔永元的話，道出了口述史工作者的真實想法。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邱源媛說：『我們的緊迫感主要表現在趁着老人還活着的時候趕緊問。很多時候，老人走了，就帶走了一段獨特的時代記憶。』 首都圖書館孟雲劍說，真正做過口述史才知道了遺憾的滋味。『就拿吆喝大王張振元來說吧，去年10月，我們曾在天橋廣場見到他表演，吆喝聲抑揚頓挫，腔調特別好聽，我們趕緊拿出攝像機拍了一段。』演出結束後，孟雲劍和老人商談作口述史，已經約好了時間，僅僅過了一個月，老人竟突發腦梗塞去世了，老人的故事再也聽不到了。 剛剛從江西採訪抗戰老兵回京的郭曉明也深有同感：『在此之前，關愛老兵網給我們推薦了5位江西抗戰老兵，他們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了，好不容易聯繫好了，就在我們要動身的時候，其中兩位老人卻相繼去世了。』 4 更多的口述史還來不及做 一方面是口述史的獨特價值越來越被人重視，一方面是眼看着很多值得做口述史的老人不斷離世而無力『搶救』。缺人手、缺時間、缺經費，是口述史研究面臨的三大難題。 定宜莊說：『做口述史的人要經過專門培訓，要經過史學、社會學等專業的訓練，往往還需要有古典文獻的基礎，有對歷史大背景的了解。』而目前在國內，這方面的人才相當缺乏。 從2008年6月加入崔永元口述歷史採訪團隊以來，郭曉明已經走過全國20多個省、區、市，採訪過280位老人。郭曉明坦言，沒有對歷史大背景的深入了解和豐富的採訪經驗，很難做好口述史。『我到江西採訪一位抗戰老兵，老人家一口濃重的江西話，而且聽力差、不識字，交流很困難。我們安排老人的女兒和孫女婿幫助翻譯。但講到他參加的戰鬥，老人就說亂了，不知道講的是哪次戰鬥。』郭曉明喜歡探究歷史，因為有歷史知識打底兒，當老人說亂了以後，他查找資料，並及時和老人一點點進行梳理，最終弄清楚了老人參戰的經歷。『如果採訪結束後，回到北京再重新梳理，恐怕就來不及了。』 事實上，口述史不僅前期採訪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而且後期整理也同樣耗時耗力。『我們做口述歷史時，還要做大量的注釋，不能是講述人說什麼就是什麼。』邱源媛認為，同樣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面對不同對象，其口述可以衍化成很多版本，到底如何判斷其真實性，除了遺忘造成的失憶外，選擇性記憶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對於講述人的話如果有疑問，還要自己找文獻，這叫本校；同樣一段歷史，幾個人說的不一樣，還需要互校，要查找文獻，還要尋訪到與講述人有關的人進行互校。『這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 正因為時間和人力的缺乏，大量的口述史還來不及做。孟雲劍說：『前一段時間，我們去焦莊戶地道戰遺址，有幾位八十多歲的老民兵還健在，他們聽說我們的口述歷史項目很感興趣，但是我們人手太少了，要做的事太多，還來不及採訪老人。』 郭曉明還說道，在今後三年的採訪計劃中，他打算再採訪200位老人。『我們最大的擔心就是時間不夠用，人手不夠，更怕因時間緊迫，老人們在我們採訪前過世。』 名家自述 黃宗漢要出兩部口述史 『雖然我是個小人物，但我經歷了大歷史，在我的生活中，有那麼幾年經歷過大風大浪，這些對後人研究歷史有重要參考價值。』81歲的文化老人黃宗漢回首自己的過往，不時發出孩子一樣的爆笑，讓人絲毫看不出來他是和死神至少交手兩次的癌症患者。 黃宗漢剛剛接受了口述史專家的訪談，黃宗漢斷斷續續談了近三年，光是錄音就有80個小時。黃宗漢沒有想到，有關他的口述史將要出兩部書，一部主要側重其人生經歷，另一部是以他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曾經『犯』下的『大案要案』為主，主要從社會史角度來寫。 『我和老伴再好，也不能成為中國的羅密歐和朱麗葉。』在黃宗漢的人生口述中，他認為自己的私生活沒有什麼精彩之處。而他和哥哥、姐姐黃宗江、黃宗洛、黃宗英的事兒，也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挖掘之處。 黃宗漢談到他所經歷的『大躍進』時期（1958年至1960年）那些鮮為人知的往事，引起了專家的濃厚興趣。『我當時是宣武區鋼鐵辦公室的主任，我可以詳細描述宣武區大煉鋼鐵的事兒。』 黃宗漢告訴專家，當年宣武鋼鐵廠是在大規模填了蓮花河水系之後建的廠，造成了蓮花河水系的巨大破壞。 『儘管當年那些事兒不是我所能左右的，但是，不說出來，我覺得有塊石頭一直壓在心上，特別難受，有一種負罪感。』黃宗漢說，『大躍進』期間，他還當過宣武區街道辦公室主任，『宣武區的會館是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載體，但當年一個個會館都被占了，辦街道工廠，辦街道食堂，這街道的頭兒我也是一個，應該承擔一份責任。』 讓黃宗漢沒想到的是，在他80個小時的口述錄音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楊善華看上了他1979年前後在北京東風電視機廠當廠長的風雨歲月，他專門要做這一部分口述史。楊善華說：『過去做改革開放的口述史，更多是高層的交鋒，鮮有從企業的角度來看體制的堅冰是如何被打破的，而黃宗漢的口述彌補了這個缺憾。』 黃宗漢說：『改革開放後，我毛遂自薦當廠長，當時廠子虧損1536萬元，我用散件加工的方式，引進技術，逐步實現國產化，最後讓崑崙電視機打進國際市場。』黃宗漢在全廠職工大會上說：『咱們要爭取當千萬富翁。』在他當廠長的第三年，廠子利潤達到2200萬元，但告狀的也來了。 黃宗漢回憶說：『當時中央一位主要領導批覆，這是涉及經濟發展方向的大案要案，工作組開始進廠調查，我接受了審查，還惹上了官司，這些都有檔案記載，全都保存在原宣武區檔案館裡。』黃宗漢的改革，更是引起了鄧小平等高層人物的爭論，黃宗漢笑着說：『鄧小平支持我，說是檢查組應該做檢查，我被解放了，我也一下子成了知名人物。』 楊善華從黃宗漢的口述中尋覓到珍貴點滴。『改革儘管是民心所向，但是改革過程充滿了風險，而通過黃宗漢的口述史，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通過社會關係網絡，如何利用已有體制給他的空間，來做成別人做不成的事。』 7年前，黃宗漢被診斷為淋巴癌晚期，大夫說他最多只有6個月的生命，黃宗漢說，當時他最擔心的不是死，而是自己的故事也許會被永遠帶走。但他現在終於輕鬆了：『我過去的經歷以口述史的形式記錄下來，比我自己寫回憶錄強。』做完口述史，73歲拿下歷史學博士學位的黃宗漢也更堅定了自己的學術判斷，『大歷史如果不把小人物的活動記錄下來，這些大歷史一定會很乾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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