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的科舉承唐制,在詩、賦、論、策之外,增加了帖【論語】十通。後來試經義,出題也包括【論語】。這樣流行的【論語集解義疏】就不太適用了。北宋真宗時,國子監的祭酒(國立大學校長)邢m認為【皇疏】太空疏,便對【論語集解】重新做了疏解。【邢疏】增加了對名物和典章制度的疏解,逐漸替代了【皇疏】。【皇疏】遂於南宋間亡佚。 宋以來【論語】中發行量最大的注本,大約就是朱熹的【論語集注】了。朱熹一生致力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整理和闡釋,他把『四書』看作教士子做人、做官、做學問的教科書。但這個『做』不是漢代『以【春秋】決獄』式地機械的『做』,而是通過學習這些典籍來『正心誠意』,改造自己,從而在處理任何問題時都能有個正確的出發點。朱注經典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原始儒家所倡導的觀念理學化,對原始儒家觀念作了新的闡釋,其中也有歪曲。例如,『禮者,天理之節文』『義者,天理之所宜』『當理無私心則仁』等。在孔子心目中『禮』不過是周初的社會規範,『仁』不過是同類意識的展現,『義』不過是按照『禮』與『仁』去行事。朱熹從『天理』的角度闡釋它們,增加權威性,增強其改造人的力量,把『正心誠意』看作天理的要求。自宋代理學形成後,儒學的實踐品格與儒者個人修養日益合一,成為『心性之學』。 在朱熹生活時代,他的努力基本沒有被統治者承認。直到朱元璋立國才把程朱理學定為正統儒學,【四書集注】受到空前未有的重視。明代以八股取士,八股文的題目多出自【四書】,並以程朱的解釋為準。從此,【四書集注】成為讀書人必讀書。五百多年的無數科舉考試,促使士人對於【論語集注】爛熟於胸,熟到不僅要會背,而且要每一句子、每一個字,理解其含義,並能從中生發出一篇文章來。 【論語】成為讀書人『聖經』,成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成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成為士人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因此,當清末問題叢生、國家衰弱、社會腐敗、列強入侵,於是人們查找問題的根源時,首先進入視野的必然是儒學及其典籍。於是在清末民初,一些先進人士否定儒學、蔑視儒家經典就不奇怪了。 講演者小傳 王學泰 1942年12月生於北京,漢族。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國人的飲食世界】【中國流民】【華夏飲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世百態】【中國人的幽默】【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燕譚集】【多夢樓隨筆】【偷閒雜說】【水滸與江湖】【重讀江湖】【中國古典詩歌要籍叢談】【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等。目前關注通俗小說及通俗戲曲在民間的影響。 來源:文匯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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