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解不是新事物，調解以其更強的自發性、自由性、自主性，以及方便、易行，自然地先於司法問世。司法是人的不得已而為之(也有些【論語・憲問第十四】裏說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意味)，調解雖不能自足，卻比司法更傳統、更大眾、更順手，似乎後勁不減，綿延不斷，也常會老當益壯地覆蓋司法。
司法調解，或者說司法裏的各類調解，是較晚出現的、較特殊的調解，是調解的一部分。圍繞着它們的，總有一個念茲在茲的『和為貴』――作為理念、方針、話題、工具，經常出現在調解與司法的過程裏。 和、貴、和為貴，都是好的。不過，它們的細節是什麼？它們的本意是什麼？它們是否可以確切地貼近司法調解、形成彼此的名副其實？ 對於比較普及的事物，人總會遠距離觀看，如回顧探究已落在遠處的真相……『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在這段【論語・學而第一】的經典裏，顯示了這個常用語的早期履歷――『和為貴』，醒目於其間。 『和為貴』這三個字被一般人所知，意思也差不多明白。原本與之相鄰的『禮之用』三個字，應是『和為貴』的背景，整體是說在運用禮(禮的運行)的過程中，以和諧的狀態為最高境界。 『有所不行』應是說『和為貴』也有行不通之處。接下來的句子的意思大概是，一味為調和而調和，不用禮來管束，也是行不通的。 照史冊所述，『禮之用』是這樣的。那麼『法之用』呢？其實，禮法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大同小異的，法之用也應該近於禮之用。在運用法律(法律的運行)的過程中，『和為貴』的價值觀也是成立的。那麼，同上之理，法律下的調解，也是有前提的、有限制的，不應該為了調解而調解，不加條件、『不以法節之』的調解，是行不通的、不可取的。 如此則有，和為貴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 【論語・子路第十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調解亦如是。這個『和』不是拿來和稀泥的，『和』與『同』是不同的，兩者也可謂各自獨立，有各自的原則與主張，如涇渭分明。實現調解，不是簡單地達成一致意見，調解的主旨、目標、境界，是在形成一致意見的時候，也達到了內在之和。 調解的目的，無非是以更柔性的方式處理問題、化解衝突。伴隨柔性的，往往是積極的氛圍，以及簡便的實利。於是，這樣的方式被問題重重、衝突連連的世人所推崇、所追求，是自然而然的。要說的是，調解的內部是有限度的，不可逾越――在『事實』上、在『規則』上，都有着天生的與派生的原則，它們也是基礎性與根本意義的原則，始終存在，不可隨意棄之一旁。這些原則必然是定盤星，也像是壓艙石，沒有它們墊底，問題與衝突之船即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再舉一例，調解如書法中的『行草』，儘管不是裁判之『正楷』，也須完全符合字的法定(即使是簡化的)結構。 在調解的過程裏，不可一門心思去做好好先生，其實是做不成的，也好不起來。無原則的和事老與有原則的調解本是不相容的。一味的、強行的『同』，恰恰背離了『和』。調解要遵從原則，判明是非，以此作為『和』的前提，完成真正的調解，有作用、有意義的調解――附帶着威懾感的司法過程中的各類調解，因經常性、終局性甚至被工具化，又尤其需要規範。即使達成協議，產生於外力的所謂突破，如不符規則，也只能事與願違，不僅與和諧相距甚遠，也會破壞調解本身。 從【論語】裏走出的成語，可謂不計其數，【論語・學而第一】裏有『巧言令色』一詞，它『鮮矣仁』。這也與調解有關係嗎？是的，用以警覺與預防不當調解時，經常與無知及掩飾相伴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不良迷惑。 在【論語・裏仁第四】裏，記載了『夫子之道』，是一以貫之的『忠恕』，這大概是說，自己好也希望別人好，自己排斥的事情也不推給別人――這個與『忠』相輔相成的『恕』，也是【論語・衛靈公第十五】裏說的那個『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調解經常表現為彼此的進退，忠恕之道，也就應該是調解的基本法則(又可見，調解裏涉及了人生的重大道理)。 以禮節之，以法節之(【論語・裏仁第四】有『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之句，『懷刑』意即『以法為懷』)，而且合理地、公平地『以直報怨』，而不是也不能是所謂的『以德報怨』(見於【論語・憲問第十四】)，這樣的調解，才可能成為『和』的方式之一，也才可能成為『和』的狀態，有自身之『貴』，且匯進正常的、有益的秩序。 『從心所欲，不逾矩』(見於【論語・為政第二】)，既能實踐和諧的美好願望，又把願望與實踐歸入必須的限度之內，這樣的調解，符合調解的初衷與原意，也可為調解正名。 來源：中國華文教育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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