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史學 歐美史學新動向(2)

『實踐』一詞成爲解決文化轉向中存在的問題，以及探索歷史研究新路徑的聯繫紐帶。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文化』概念開始突出『實踐』的內容，認爲文化是一個存在著實踐活動的領域

主持人：什麼是實踐理論？歷史學家爲什麼會對實踐理論產生興趣？

施皮格爾：『實踐理論』這個詞是由德國社會學家安德烈亞斯・雷克維茨在一篇名爲【邁向一種社會實踐的理論：文化主義理論化中的發展】的文章中提出來的，該文發表在2002年的【歐洲社會理論】上。他主要反對的是以下兩種觀點，第一是決定論色彩太濃的後結構主義文化理念；第二是認爲話語有建構作用，能塑造主體，語言是先在於世界的，而世界乃是語言塑造的結果。但是雷克維茨的目的是想要探尋另一種話語運作的理解，而這種理解是能給語言實踐留下空間的。其他像威廉・休厄爾和德國史家戈夫・埃利這些人也都在關注社會實踐的問題，他們把實踐看成既是接受文化，也是改造文化的地方。因此，雷克維茨的『實踐理論』依舊是文化理論，但是又有別於後者，因爲他強調的社會秩序以及個體都不是話語塑造的結果，也不是順從某種期待的產物，相反社會秩序和個體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用實踐改變周遭世界的時候創造出來的。從這一觀點來看，實踐是一種行爲的例行化的模式，包含一套互相關聯的因素：儀式化的身體表現、心態活動、情感，以及理解世界、各種『事物』，明白它們如何使用的習慣性的思路。

所以在『實踐理論』中，話語運作失去了它們的塑造性功能，只不過是某一種實踐形式而已，而各種形式的實踐都是作爲一種『慣例』表現出來的，有一定的時間跨度，而且是一組重複的行爲，由此產生了社會秩序的再生產。人的能動性統合了心和身，而『承載』並『表現』社會實踐的就是這種能動性，而這就是負載並傳遞文化的運作方式。文化就是通過這些慣例，才得以承繼下來，同時也被改造的。

俞金堯：實踐理論其實就是關於人民大眾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動的理論，這種理論特別適用於以人民大眾爲本位的歷史研究。大體上，實踐理論藉助於實踐來分析結合成一個整體的體系。同時認爲，儘管體系是一個整體，但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和維度並不擁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在某一時間、某個地方，體系內部存在著非對稱性、不平等的現實，這是引起體系的矛盾運動的關鍵，實踐的理論要解釋的就是某個特定的社會/文化整體的發生、再造，及其形式和意義的變化。舉兩個例子，威廉・休厄爾試圖協調文化作爲『體系』和『實踐』的關係，認爲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一個辯證的關係，可以互補。從事文化的實踐意味著要利用現存的文化符號去達到一定的目的，同時，文化體系離開了不斷的實踐就無法存在。因此，體系也意味著實踐。作爲一個符號體系，文化具有『真實但微弱的內聚力』，但它不斷被實踐所突破，從而發生變遷。美國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認爲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一是作爲一般的體系或結構，二是文化在人類有目的的行爲中的出現和運用。他認爲,結構是靜態的，而人類的行爲在時間中不斷地展現開來。行動在結構中開始，也在結構中結束，但人的行動或實踐的積累性、集聚性的效應將使結構發生變化，從而爲歷史的發展留下了空間。文化在人們的行動中被改變和再生產,而『結構』也就變成了一個歷史性的存在。

這些探索代表了當前歷史學在超越文化轉向過程中進行理論思考的主要趨勢，探討的重點在於行動者是如何使文化發生變化的問題。當前關於實踐的研究極爲多樣，關於實踐的理論現在也還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但這些探索可以防止文化理論走上『文化主義』或『唯心主義』的道路。

主持人：新文化史和實踐史學的關係及區別是什麼？

施皮格爾：雷克維茨寫關於『實踐理論』的文章時，歷史學家的興趣點正在發生明顯的轉變，他們對以下三類理論或者研究取向都產生了疑問，第一是關於語言在人的各類行爲領域中的作用的過於體系化的陳述，第二是所謂的『話語轉向』，第三就是任何貶低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的研究取向。威廉・休厄爾和雷克維茨不太一樣。他在【文化的幾種概念】中也修正了之前那種將文化看做是一套符號意義體系的觀點。休厄爾把文化看成是實踐活動的領域，以此來取代之前的文化決定論。這和雷克維茨的想法是一樣的。但是雷克維茨想用『實踐理論』來分析文化理論，而休厄爾是想要修正它，想要將文化理論變成一種『表現性』的概念，變成一種藉助歷史行動者的行動，持續不斷地生產和再生產意義的領域。雷克維茨把文化看成是相互關聯的各類活動集合或是『堆積』；而在休厄爾那裡，文化沒有了整合性，也失去了系統性，變成了一種『工具庫』，或者是歷史實踐者的策略的庫存，這種文化表現根植在日常經歷和實踐當中。但休厄爾並沒有完全拋棄文化的結構性或是體系性，這和雷克維茨是不一樣的，雖然他們兩人都把文化看成是實踐。休厄爾提出了一種辯證的分析途徑，他將文化既看成是『社會實踐的符號維度』，又看成是一種實踐，這兩種文化總在互動，而且實踐能夠重塑符號。休厄爾認爲與其說文化是在人的『做事』當中塑造的，不如說一直是和實踐維持著辯證關係的結構，這種結構改變並再度塑造實踐的各種效果。所以，『文化』還是一種結構，但其『整合性』已經變弱了，變得不那麼穩定，此外在實踐當中的應用方式也多起來了。這種觀點也可以在美國史學家埃利以及其他批評後結構主義的學者身上找到。所有這些人，如果我們將他們歸攏到一起的話，就會發現他們在文化形塑的過程中，強調人的能動性，強調做事，強調人的意向以及主觀意識。

張弛：就像施皮格爾說的，和先前的歷史學都不一樣，實踐史學的出發點是『做事』，就是行動本身，是人如何有意識有策略地利用各種資源，實現預定目標，這是同新文化史的根本區別。新文化史關心的是行動背後的意義，對它來說，行動只不過是意義的表現，是過渡到意義的橋梁，本身缺少獨立分析的價值。

實踐史學的分析邏輯是比較複雜的。人是存在於一定的社會文化條件下的。對於主體行動而言，這些經濟的以及文化的條件既是資源，也是限制。人是完全可能發揮他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的，但是他必然是在現有的條件下發揮，也只能利用現有的資源。換句話說，他不可能隨心所欲。但是正是因爲存在著這種實踐，所以文化體系的整合性或者說結構性就比較弱。因爲它們總要面對各種各樣的策略性實踐的衝擊。它們總在承擔風險，總是不穩定的。因爲人有自己的意圖，這些意圖並不一定與文化的預設相符。

實踐史學和新文化史學的另一個區別在於強調文化是一個結構化的過程，而不是一種靜態的統合的結構。實踐依賴於文化結構，僅僅是因爲後者提供了行動方案所依賴的資源，而不再具有某種決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化結構也唯有依靠實踐才得以延續。在實踐史學看來，文化是一種鬆散的、開放式的結構。共享這份文化結構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訴求。而且意義的展演效果還受制於其他的因素，比如人所處的社會位置、他人的評估。所以當文化意義通過實踐表現出來的時候，同時也是其自身完成轉型的過程。也就是說文化的再生產和轉型是同一個過程。其實實踐理論強調的是轉型，而不是再生產。薩林斯有過很風趣的表述，說文化模式的變遷是失敗了的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