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史学 欧美史学新动向(1)

特邀嘉宾：

俞金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 弛（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加布里埃尔・M.施皮格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协会前任主席）

主 持 人：薄洁萍

历史学在20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从“新史学”、“‘新’的新史学”、“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词语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史学界流行新社会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新文化史；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超越文化转向又成为新的史学追求。进入21世纪以来，此前受文化转向影响、受后现代主义支配的史学思潮风头渐弱，史学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向，全球史或跨民族史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兴起。近年来，欧美史学中又出现一种以“实践理论”为导向的史学，实践理论虽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尽管也还在实践之中，但这至少表明，欧美史学正在超越文化/语言转向，告别后现代主义主导的史学潮流，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为此，本版特邀请中美三位学者，就“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学发表相关看法。

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把文化作为独立的体系难以说明历史学所关心的变化

主持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可以说让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研究主题有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看待过去也有了变化。能否先谈谈新文化史研究对历史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俞金尧：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并借助于语言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迅速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历史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使社会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大结构、大进程、大比较上，在研究的对象(如以大众文化为主、微观史研究等)和方法(如叙述)上有很大的创新。这可以被理解为以人民大众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社会史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发展。二是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表达了人们对以往史学范式的不满，文化转向既可以被看成是解释性范式崩溃的原因，也可以被看成是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转向为历史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

张弛：新文化史想要修正之前社会史过分强调物质基础决定性的不足。因为任何细致的经验研究都会注意到，仅仅通过经济条件来解释人的意志、思想和行动，肯定是不充分的。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尤其是那些分析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这是上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这种新范式的提出也意味着一代历史学家的成熟。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美国的林恩・亨特、休厄尔以及琼・斯科特这些人正面和查尔斯・梯利等老派社会史家分庭抗礼的时刻。

主持人：1999年，由美国史学家维多利亚・邦内尔和林恩・亨特编辑而成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一书出版，标志着超越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向？

俞金尧：在新社会史盛行时期，文化不受重视，确切地说，文化被认为是一个被经济社会所决定的领域。新文化史兴起后，文化的地位大为改变，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文化摆脱从属的和被决定的地位。但是，作为符号和意义的体系，文化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呢?历史学主要关心在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的观点难以说明这种变化。

同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语言学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语言/话语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一切都成了语言的产物。比如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知识是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这种知识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琼・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注于经历，对于一般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的经历应是真实可靠的，但在她看来，经历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这似乎成了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一名言在历史学中的翻版。这样激进的观点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难道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

针对上述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的要素，以及文化与社会情景的关系，努力把曾经弱化或排除的社会因素找回来。同时，反思不同形式的决定论，提出要克服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重新思考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时，人们既承认语言学转向对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注意从社会是如何经历不断转变这一角度去修正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某些观点。这种思考势必把行动者、行动，以及既能使经历发生，又能限制经历的结构性制约等话题放在重要的位置。

张弛：新文化史深受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的影响，想要把人的能动性从社会物质因素的决定论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拿英国史学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在1983年发表的《阶级的语言：英国劳动阶级史研究》一书来说，这本书是话语转向的代表作，一经发表，反响就很大。琼斯用话语的决定性取代了社会的决定性，他说是话语预构并创造了主体。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没有改变关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套隐喻。像美国文化史学家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对屠猫仪式的分析也是一样。18世纪30年代末期，在法国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里，发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对猫的大屠杀。在诡异的仪式之下，一群印刷学徒先是狠狠地折磨从街道上围追堵截捉来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猫），然后在“欢欣”、“闹成一团”的大笑声中，将它们一一处死。而且，笑声远未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工人们想要偷闲寻开心，就会模仿当时的场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响起工人们的捧腹大笑。在为这一系列行为追根溯源中，他最后找到的是文化。达恩顿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技工屠猫这里头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以用来解释，是文化让他们这样做的。这是一种文化塑造的阶级自由和冲突的表现，是通过拉伯雷式的狂欢对日常秩序的短暂颠覆。所以他关心的是这样一张支配性的文化意义网络。

新文化史最终没有把主体性解脱出来，文化或者说话语成了制约决定人的另一类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的霸权慢慢消退。不少曾经的主将也开始反思十多年来的史学演进。亨特主编过《超越文化转向》，而法国史学家夏蒂埃甚至也提出了“新文化史真的存在？”这样的疑问。这些反思有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体现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