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出現『中國』一詞是在【尚書】的【梓材】篇中,以及上世紀60年代出土的青銅器【何尊】的銘文中。它們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反映西周初建時期對『中國』觀念的確立和以『中國』之名德行天下的誥訓、宣諭。但這些還都不是具有獨特形態的文學作品。『中國』作為一種文學主題出現在文學作品中,要等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危機四伏,『中國』之名再一次激起了人們的渴望與呼喚。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較早也較多地記錄了『中國』一詞,分別出現於三首詩中共七次: 1.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 2.惠此中國,以為民逑。(大雅・民勞) 3.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大雅・民勞) 4.惠此中國,國無有殘。(大雅・民勞) 5.內`於中國,覃及鬼方。(大雅・盪) 6.女裼諡泄,斂怨以為德。(大雅・盪) 7.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蒼穹。(大雅・桑柔) 據【詩序】、【鄭箋】等記載,這三首詩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厲王時,暴政荒淫,因而遭到召穆公及周朝卿士芮良夫的諷諫,這三首詩即是他們的諷諫作品。這可能是中國文學中第一批明確地以『中國』為主題和抒情對象的作品。 如何理解和評價【詩經】這三首詩中出現的『中國』?歷代經學家或注『中國』為『國中』,或注『中國』為『京師』,並無不妥。但我們今天還應指出以下幾點。 首先,起碼到西周時,『中國』已不同於『國中』,它除了『國之中』而外,已將『中』作了優先性的強調,表明是指中央大邑即京師。這是歷代【詩經】注家都認同的。現代學者進而將『中國』解釋為指整個京畿地區,也是不錯的。因為『中國』一詞在【詩經】中的所指範圍看來既明確,又有所開放。『國』,在諸候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國即封國,而在周王室則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國』。『中國』超越『國中』的結果是,『中國』為周王室所專有,象徵着天賦般的中央權力,而不會將其用在諸候國身上。召穆公等指責厲王而憂心如焚就在於他們面對的不是一般的封國,而是『中國』。 其二,【詩經】中的『中國』由此延展出一種時空關係,如惠愛『中國』,是為了綏安『四方』,『中國』一詞也可以包括京畿地區加上『四方』封土的偌大時空。『中國』因此也成為有周一代『封邦建國』的『中國化』國家實踐的一個必然結果。之所以有眾多封國之舉,是因為有周之『中國』;同時,之所以有周之『中國』,亦有賴於眾多封國的支撐。『中國』的安危,關係着『四方』的安危。中國與四方已聯結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甚至大有共名為『一個中國』的『大規模國家』或『大共同體』的意味。這已是【詩經】中的『中國』概念所顯現出的延展開放之實在趨勢。說其實在,因為此時的『中國』,惠愛她的理由,已是要『以為民逑』,即是說『中國』是用來聚合『中國』及其『四方』之民的;是要『俾民憂泄』,即使國中之民的憂愁得以流泄。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內』的自稱,『內`於中國』,暗示了一個『中國/四夷』的內外互動的結構。 其三,這三首詩共同的情感主題是對『中國』的憂患意識。可見『中國』概念,在西周時也並未僅僅當作一個『名稱』,因為周王朝如果若想在『周』之外再擁有一個名稱意義不大,『周』之外之所以還需要一個『中國』,就在於『中國』實實在在地說明着周王朝的性質,從而成為周王朝的象徵性概念。它的存在,不是可有可無的,起碼從文學上說,對『中國』的祝願、祈禱,乃至哀恫、憤懣,都變得富有理由和心理基礎,因為『中國』即所謂『天下中國』,象徵着王朝的使命和天意,周王朝從這『中國』二字的天命責任中可以視野遠大,呼喚『旅力』,整合四方。周王朝得到了『天下/中國』的意識與責任,而中國文學也從此獲得了一種『天下/中國』的精神和境界,一種幾千年來不絕如縷的憂患情感。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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