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何爲』 儘管作爲當時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清醒地看到了現代大學的實踐與大學之道相去甚遠，但他認爲這是『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此話或有可商。現代大學作爲一種社會創製並不是按照什麼人的理想觀念產生的。也就是說，並不是先有大學的理念，才有大學。而是相反，先有大學，然後思想家們針對大學的種種問題提出他們的大學理念，以期校正或將其納入理想的軌道。例如，洪堡的大學理念就是針對當時流行的大學範式，即啟蒙時代和專制制度按照國家和社會的實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設計和建立的大學。同時又是針對英國和法國大學的不足提出的。英國大學在教會的管理下原則上還不承認科學自由，而法國大學則受國家的指導和控制。洪堡自己創辦的大學雖一開始尚能貫徹他的理念，但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就不能不與他的理念漸行漸遠。 這是因爲，現代大學雖然是從中世紀大學發展而來，卻基本是現代性的產物，它不能不服從現代性的種種意識形態要求和制度要求。關於這一點韋伯倒是看得很清楚。在【學術作爲一種職業】的演講中，他反對崇拜人格，認爲只有專心科學工作的人才有人格。人格原則一度是大學通過科學進行教育(教化)的基礎，但在韋伯那裡卻被『客觀性』所取代。他明確排除在科學中通過教育實現人格。現代科學只是西方『理性化過程』、即我們的世界通過科學和科學定向的技術在思想上理性化構成的一小部分，它只有在它的進展中才有意義，它參與了世界的『去魅化』，它把存在的東西歸結爲沒有內在意義和規範力量的純粹事實。這種科學因此也沒有意義和價值取向，它不可能是洪堡意義上的教育或教化。因此，把一切教化的因素從科學教育(其實是科學知識傳授)中排除是現代性的必然結果。 與此同時，作爲一種現代社會機構，大學必須服從經濟發展和資本增殖的邏輯。這種邏輯要求大學的教學與科研越來越密切與資本和權力結合在一起。要求大學教育越來越以符合資本的要求爲準繩，否則它將無法生存。在這種歷史的總趨勢下，受教育者上大學決不會抱著明明德和新民的目的；以教育謀生者(教師)也不會以此而教。教與學的最終目的都是爲了謀生吃飯。縱有像梅校長這樣對『大學之道』深有體認、且掌握一定將之實踐的權力者，對之也無可如何。眼下許多人熱衷談『過去的大學』或『過去的中學』，似乎它們沒有任何今天教育的弊病，這實在是將它們過於美化甚至變成神話了。無論是『過去的大學』還是『過去的中學』，都從未能貫徹『大學之道』。不但梅先生的【大學一解】可以作證，潘光旦先生也可以作證。潘先生在1936年寫道：『近代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地方。……這種對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教育沒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潘光旦：【國難與教育的懺悔】)作爲中國現代教育的受教者和施教者，他們二位對當時中國教育的觀察應該是可信的。這並不是否認當時的確有不少教育家和教師力圖實踐傳統的教育理念；但整個中國的現代教育依然按照現代性的邏輯慣性在發展，這是不爭的事實。美化和製造神話不但不能解決今天的問題，反而會使我們看不到深層次的問題之所在。 來源：中華讀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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