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长孺先生本有中国古典文学及书画之家学传统，而于治史则深受吕思勉、李剑农、陈寅恪诸史学前辈学术影响。他早年治辽金元史，后转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故认真研读陈寅恪先生的论著，深得其精髓。1946年，唐长孺撰成《唐书兵志笺证》一稿，经陈寅恪先生评审而被聘为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唐长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及学术文章。《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唐书兵志笺证》等著作的出版，以及不少学术论文的发表，对这一时期学界尚未涉及或悬而未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开辟了一大批颇具研究潜力的新课题。 1964年，唐长孺主持点校北朝四史工作，历时十载。20世纪70年代初，年逾六旬的唐长孺主持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忍着眼疾全身心投入文书整理与研究，十易寒暑，终告完成。他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的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遗文经科学整理后公诸于中外学人，创造了文书整理的一套规范，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国家古籍整理特别奖。他被公认为当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研究领域的权威，不少海内外学者慕名前来交流、问学。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对中日两国史学界之间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因唐长孺之学术成就，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他又两度出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为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提及唐长孺的主要学术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该《论丛》共收论文13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但如作者所云：“不论旧著或是新作，都在1954年春天加以修改或重写”，表现了他治学之严谨的态度。所收论文，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土地和赋税制度、兵制、门阀政治、民族问题、宗教及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同时又是这一时期的疑难课题。唐长孺在上述诸领域纵横驰骋，均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卓然成一家之言。 从《论丛》所收论文中，可以看出唐长孺治史之基本路径：凡研究每一论题，必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资料，然后缜密考校，去伪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以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 以《〈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为例，则考赵至为游学而“佯狂”逃亡，易姓改名，落籍辽西，虽已“宦立”，母亡不敢奔丧，终因不能“荣养父母”，呕血而亡之原因。这正是透过扑朔迷离的现象，将士家制度的严酷本质，以不足5千字的篇幅，完整清晰而又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这篇被誉为叹为观止的论文，被后学奉为典范之作。4篇有关玄学之作，皆是“见人所常见，发人所未发”。于玄学之兴起，南北学风所指及变化，实是“孤明先发”。陈寅恪先生阅后，复函唐长孺，赞云“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 唐长孺学问博大精深，在诸多领域皆有突出成就。《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当然不足以代表唐长孺在学术领域内的所有业绩和贡献，但仍可由一个侧面了解他在中古史领域内的主要成就和治史风格。(作者：朱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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