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長孺先生本有中國古典文學及書畫之家學傳統，而於治史則深受呂思勉、李劍農、陳寅恪諸史學前輩學術影響。他早年治遼金元史，後轉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故認真研讀陳寅恪先生的論著，深得其精髓。1946年，唐長孺撰成【唐書兵志箋證】一稿，經陳寅恪先生評審而被聘為教授。
新中國成立後，唐長孺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及學術文章。【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唐書兵志箋證】等著作的出版，以及不少學術論文的發表，對這一時期學界尚未涉及或懸而未決的許多重大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開闢了一大批頗具研究潛力的新課題。 1964年，唐長孺主持點校北朝四史工作，歷時十載。20世紀70年代初，年逾六旬的唐長孺主持成立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忍着眼疾全身心投入文書整理與研究，十易寒暑，終告完成。他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十冊的出版，使沉睡千年的古冢遺文經科學整理後公諸於中外學人，創造了文書整理的一套規範，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榮獲國家古籍整理特別獎。他被公認為當代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及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研究領域的權威，不少海內外學者慕名前來交流、問學。這些學術交流活動，對中日兩國史學界之間的交流作出了貢獻。 因唐長孺之學術成就，他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兼職研究員、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史學會理事等，他又兩度出任武漢大學歷史系系主任，為歷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人才培養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提及唐長孺的主要學術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該【論叢】共收論文13篇，其中大部分是50年代以前所作。但如作者所云：『不論舊著或是新作，都在1954年春天加以修改或重寫』，表現了他治學之嚴謹的態度。所收論文，包括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生產關係、階級結構、土地和賦稅制度、兵制、門閥政治、民族問題、宗教及文化等問題。這些問題既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大問題，同時又是這一時期的疑難課題。唐長孺在上述諸領域縱橫馳騁，均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卓然成一家之言。 從【論叢】所收論文中，可以看出唐長孺治史之基本路徑：凡研究每一論題，必廣泛搜集和詳盡占有資料，然後縝密考校，去偽存真，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歷史的真實面貌與發展演變的規律；始終注意從具體史實的考訂分析入手，溯其淵源，考其流變，以把握歷史演進的大勢，探求歷史發展的趨向，終究達到發微闡宏的境界。 以【〖晉書・趙至傳〗中所見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為例，則考趙至為遊學而『佯狂』逃亡，易姓改名，落籍遼西，雖已『宦立』，母亡不敢奔喪，終因不能『榮養父母』，嘔血而亡之原因。這正是透過撲朔迷離的現象，將士家制度的嚴酷本質，以不足5千字的篇幅，完整清晰而又令人信服地展示出來。這篇被譽為嘆為觀止的論文，被後學奉為典範之作。4篇有關玄學之作，皆是『見人所常見，發人所未發』。於玄學之興起，南北學風所指及變化，實是『孤明先發』。陳寅恪先生閱後，復函唐長孺，贊云『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 唐長孺學問博大精深，在諸多領域皆有突出成就。【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當然不足以代表唐長孺在學術領域內的所有業績和貢獻，但仍可由一個側面了解他在中古史領域內的主要成就和治史風格。(作者：朱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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