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到了中期一定要革新 一個王朝到了中期,統治時間長了,開國時新鮮的勁頭失去了,惰性出現了,國家的治理漸漸弛緩了,各種矛盾開始孕育,土地兼併激烈起來,賦稅逐漸苛繁,貧富分化開始嚴重,吏治走向敗壞,腐敗滋生,統治者奢靡浪費開始成風,對外戰爭遷延不決,小股農民起義出現了,這時一些有見識的統治者開始指陳時弊、倡言改革。改革針對國計民生,重要的在經濟方面,希望能夠減輕農民的一些負擔,減輕一些經濟危機、財政危機。 西漢武帝時候,任用張湯、桑弘羊改革幣制,統一用五銖錢,另外還有一些辦法如均輸平準、專賣鹽鐵,簡單地說就是國家控制貿易、控制商業,也限制大商人的實力膨脹,改善一些財政經濟狀況,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亂』以後,財政非常亂,收入很少,就重用劉晏改鹽法,把鹽改為專賣,收鹽稅。鹽稅是一種間接稅,交稅以後,鹽價漲,消費者買的是高價鹽,實際上等於交了稅。楊炎行兩稅法,把稅制整頓清理集中,主要收土地稅和戶稅,收稅由收實物改為原則上收錢,這個辦法起過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進行稅制經濟方面的改革。明朝張居正把各種苛捐雜稅統一成『一條鞭法』,來減輕人民負擔。到清朝康熙時候,開始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時候實行『攤丁入畝』,丁稅取消改成田稅,與人口增加沒有關係,收稅標準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頭多少。 所以歷來王朝中期都有危機出現,都有針對危機的改革,這類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對而廢罷,或被別有用心的人標榜改革而走了樣,原來的矛盾繼續激化,再有反對改革的人力量很強,有些改革者甚至成為悲劇人物。 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就一直有人反對,王安石下台以後,還有人反對,還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名義,搞鬼名堂。北宋的大奸臣蔡京標榜支持王安石變法,可是搞的是另外一套。唐朝中期劉晏、楊炎改革以後,唐順宗的時候有一次革新,所謂『二王八司馬』後來都挨整了,唐朝大詩人柳宗元、劉禹錫都挨整。唐文宗有過一次政變,也失敗了。 隨着一個王朝中期的危機,進行改革或者主張改革失敗,或者一段改革有了若干成果,但終於要失敗。所以王朝危機還是延續下去,矛盾還是尖銳化,等到矛盾尖銳起來以後,有些人大聲疾呼要求改革,改不了了,國家機器像一個重載的破車,順着坡下,一直往前開,重力加速度越來越大。最後只有一個辦法,掉到懸崖底下,翻車摔了,那時候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最後的出路,就是沒有活路的農民起來造反。 毛澤東所說的這條民主新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一直在探索,歷經曲折,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盼望實現的就是這個民主道路。我想這就是王朝興亡周期率給我們的最大昭示。 ■王朝興亡的三點啟示 從兩千年王朝興亡,可以認識到: 第一,中國是農業社會,農業是基礎,農民佔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統治者如何對待農民,成為一個王朝成敗的關鍵。王朝之興,往往在比較正確地對待農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確地、錯誤地對待農民。 一個新王朝在農民大起義起來以後建立,往往很注意農民起義的教訓,舊王朝滅亡的教訓,痛定思痛。西漢初年一些人經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秦末的覆轍,唐太宗也是不斷以隋朝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訓。新王朝所以能夠取得成功跟新王朝統治者們怎麼看待歷史的經驗教訓,採取正確的措施有關係。 第二,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農業社會,也是一個階級社會。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也是剝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農民戰爭的教訓,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滅的教訓,但也可以不接受,一旦羽毛豐滿,勢力強大,就會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這裏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各級官僚機構和各級官吏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統治者歷來很重視吏治問題,王朝興起後往往很注意整飭吏治,像西漢、唐朝包括明朝都是這樣。一個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是吏治的腐敗。 當時統治者對待農民,對待吏治,有一個基本思想――『民本』,『民為邦本』,國家基礎在於老百姓。『民為邦本』很重要,各級官吏不是人民的公僕,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對待人民要『牧民』,『牧民』這種態度在古代是一種進步的思想,但是近代看就不夠了。 中國歷史上一再講到『為民做主』,講到『親民』、『為民父母』、『愛民如子』、『民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總還有一定距離。 第三,歷代王朝興亡,乍看起來不免是周而復始的循環,但並非單純的回歸,不是像一個不倒翁一樣,一推一歪再一搖,又回到原來的位置,它應該是螺旋形的,在不斷地循環之中,不斷上升,不斷發展。這種上升發展到宋朝以後勢頭受到阻礙。而歐洲,從十字軍東征,11世紀以後,商品經濟和城市發展很快,資本主義因素出現。 60年以前在延安窯洞裏,黃炎培講到王朝興衰周期率的時候,不無憂慮。毛澤東很樂觀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黃炎培十分高興:『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毛澤東所說的這條民主新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一直在探索,從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專制封建統治開始一直努力進行,歷經曲折,中國人民長期奮鬥盼望實現的就是這個民主道路。 我想這就是王朝興亡周期率給我們的最大昭示。 來源:北京青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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