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真相辨析(3)

四是中共中央對形勢發展過於樂觀。毛澤東一再講：『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蔣不投降，大舉進軍是不可能的』，『蔣介石爲使我軍移動不生變化起見，確已命令顧祝同通知各軍加以協助，故阻礙是不會的』。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葉、項：『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並指示說，11月29日劉少奇陳毅黃橋、曹甸之戰不會導致蔣介石大規模的報復，『以大勢判斷，蔣、顧是不會爲難你們的』。毛澤東認爲蔣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這種可能性依然存在』，蔣介石目前『只有嚇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籌莫展的』。

五是新四軍被迫作出冒險南下的決定。1940年10月，韓德勤在黃橋失利，蔣介石肯定會報復，但中央沒有對此作出部署。11月，劉少奇陳毅要打曹甸，葉、項顧慮曹甸戰役對皖南部隊北移會有不利影響，於11月29日向中央請示：『蘇北動作如何？如與大局無礙，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後？』第二天，毛澤東等復電葉、項：『蘇北動作不礙大局，……顧、韓要叫幾聲的，你們敷衍一下就完了。』但事實卻完全相反，蔣介石於12月10日向顧祝同下令，不准新四軍皖南部隊經蘇南北渡，以免直接參加對韓部的攻擊；如新四軍皖南部隊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決』。顧祝同接電後，立即加快圍攻新四軍皖南部隊的部署。同時，國民黨方面在報刊廣播裡大肆宣傳新四軍皖南部隊要北移，等於通知日偽加強長江的封鎖。這樣，皖南部隊從銅陵、繁昌直接北渡和東進蘇南再北渡的路線均已卡死，加劇了北移的困難，葉、項被迫南走『繞道』的路線。而不是【同】文所述『誤打誤撞地鑽進了國軍的口袋裡』。

這一仗打得有問題

從皖南事變中的失利情況來看，項英『指揮大兵團作戰之經驗與能力是差些』。中央授權項英全權指揮新四軍，但由於葉挺當時的軍長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項英指揮。項英在指揮中猶豫不決，使皖南部隊多次失去突圍的有利時機。擅長游擊戰的項英，不主張硬打硬拼，而力圖避開強師，這在主觀指導上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如不強力撕開缺口，部隊在狹小戰場空間內難以機動，將造成更大的被動。事實是部隊被調來調去，到處碰壁，躊躇不前，最終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敵的嚴重局面。到後來，不得不讓葉挺全權指揮部隊時，部隊已經精疲力盡，被困數日，瀕臨絕境，而敵人紮緊袋口，以逸待勞。葉挺企圖用正規戰中突擊方法撕破包圍圈，結果新四軍在兵力、武器裝備的絕對劣勢下傷亡慘重。特別是在突擊失敗後，葉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誤了突圍時間。這時敵人已採取了分進合擊、前堵後截、重重包圍的戰法，無論是想把整個部隊一起突出重圍帶走，或長期固守（無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採取游擊戰爭中分進突擊、多頭突圍，並輔以滲透、潛出，用游擊方式小批多路轉移，可能會突出更多的力量，減少損失。但是葉挺對中央在緊急情勢下要求部隊『游擊』、『保存骨幹』的指示理解不夠，還是繼續收縮防線，加強工事，固守一拼。直至12日中央回電，葉挺才下決心把還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隊加以分散，各自爲戰，以游擊戰的方式轉移到江北去。這時已經兵困茂林4天了，國民黨軍在茂林周邊已形成了嚴密的圍攻部署，加大了縱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軍突圍的難度。同時，我軍基本上已彈盡糧絕，身疲力盡，不利於突圍後長時間強行軍，加大了部隊損失。

作戰失利的另一個原因是地勢天候條件不利。筆者曾到皖南涇縣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察看過地形，並實地研究了新四軍集結和轉移路線。軍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軍部和各直屬單位分駐在小平原的各村鎮，青弋江（舊稱舒溪）從中流過。小平原周邊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嶺，相對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時平緩，一遇大雨則暴漲，難於徒涉。總之這個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敵軍只要占據周邊各山口，就會形成瓮中捉鱉的態勢。而新四軍撤離時，與當年中央紅軍撤離瑞金根據地時相似，制幣機、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廠隨隊行動成爲累贅。新四軍轉移途經的茂林地區，位於青弋江上游兩河之間，東、西、北三面環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圓不過40公里，有敵3個師憑險築壘固守，極難越過。作戰區域高山重疊，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勢陡，叢林密。山間道路狹窄，一般只能一路縱隊通行，各縱隊由於山嶺阻隔，隊形割裂，儘管相距都不遠，卻無法相互支援。戰鬥打響後，即陷入各自爲戰、被動挨打的局面。1月8日晚，當時軍部命令新3團由後衛變前衛，機關人員停下來靠在山坡上，讓出一點空間，使新3團的隊伍從身邊過去，先到達高坦。新四軍分3路縱隊進入3個山沖，中間間隔相當大，因有高山阻隔，電台指揮受到影響，相互聯絡經常中斷，軍部很難順暢地實施指揮。而且，那幾天冬雨連綿，道路泥濘，戰場行動大受限制，部隊異常疲勞。新四軍軍部雲嶺距茂林地區僅40餘華里，正常天氣部隊急行軍一夜就可通過，但由於天候原因，從1月4日至6日，部隊仍滯留在茂林。負責『剿辦』的國民黨第32集團軍司令上官雲相在皖南事變後的一次宴會上說：『這次「剿滅」新四軍，作戰非常順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戰的當時，連下幾天雨，是難得的，使新四軍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後是激流（指舒溪，即青弋江漲水），進退不得，……在日寇「掃蕩」的間隙時間，僅半個月完成一個會戰任務，也是一個理想的作戰指揮……』

戰役中對談判期望太高。戰場上的談判和抗議，是在保有一定實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而在戰局處於頹勢，並無力給敵以重大殺傷時，敵不會真心談判，談判也不會有效果。在北移之初，『以爲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過』。當從石井坑突圍到大康王后，時任中共東南局副書記的饒漱石對葉挺說:『你是否可以到三戰區與顧祝同談判，讓在山上的我軍指戰員能下山回蘇北新四軍駐地。』葉挺說:『我們現在是敗兵之將，身無一卒，根本沒有條件。我是堅決不能去的。大革命失敗後，我離開黨已十年，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我是深刻記取的。』事實證明，葉挺一下山就被國民黨扣留，部隊也被打散了。

皖南事變的深遠影響

皖南事變後，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隨即整編爲7個師和1個旅，新四軍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更加發展壯大。在中國共產黨的堅決鬥爭和國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表示『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實際上被打退了。此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動，對中國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事變前，我軍雖然也是由黨獨立自主地指揮，但它仍隸屬於國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節制，遵守國民黨的政令軍令，發展地域、方向和規模都受到嚴重限制，我黨我軍少數領導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即國民政府）』的影響。事變後，我軍儘管損失了部分新四軍力量，但從此擺脫了國民黨當局的羈絆，我軍不再屬於國民黨哪個戰區的序列，政治地位進一步提高，逐漸向獨立自主地肩負抗戰使命轉變。新四軍的指導思想和組織領導，也由事變前與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變後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組織上集中統一轉變。我軍建設與發展方向，實現了由事變前的游擊兵團向事變後主力兵團的轉變。政治組織建設更加健全，軍事建設更加正規，後勤、經濟建設進一步加強。從此，我軍建設和抗日根據地發展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