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級市場,畫廊在當代藝術市場的產業鏈條中實質上充當着學術門檻的作用,為整個學術市場篩選具有時代價值的作品。在國內,畫廊幾乎壟斷了學術市場的進場門票。比如我的一位清華美院畢業三年的青年藝術家朋友,其技法和觀念在同齡人中已經算是出類拔萃了,卻不得不靠代課來支付日常的生活和創作成本。事實上,如果不找一家畫廊代理的話,他的作品便很難進入收藏市場,被展覽、上拍,更遑論進入學術視野。這並不是個別現象,藝術類院校每年絕大部分的畢業生因為無法通過畫廊的篩選,不得不放下畫筆。相形之下,他們似乎更像是待選的藝術勞力。 通常情況下,如果一件藝術品得以擊穿學術門檻進入畫廊,其價格便會毫無疑問地上一個台階。這是因為畫廊在這件作品上附加了自己的學術信用,而藏家所支付的,也正是因此產生的學術溢價,並非作品本身的成本或者原有的審美價值。相比於拍賣行基於交易制度設計的『交易信用』。畫廊的『學術信用』來自於它的學術判斷和商業運作的能力。 不難看出,作為整個學術市場的門檻,畫廊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其對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學術判斷,因為畫廊所售賣的並非藝術品,而是自己的學術信用。(如果畫廊喪失了這樣的判斷,那也就失去了在藝術產業鏈條中存在的理由。)從市場的角度來說,畫廊是否具有學術信用,更是其定價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關鍵。所以,畫廊的學術信用和其定價合法性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不僅高度相關,而且互為背書。畫廊根據自身的學術標準,判斷所代理作品的時代價值及其在藝術史中的位置,並根據實際的交易情況做出調整,從而確定一個價格――也就是俗稱的『藝術史價格』。這樣的定價是否被市場認可,是檢驗其學術判斷最直接的方法;同樣的,追述畫廊學術標準的來源,也是衡量其定價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最好途徑。 不妨看一下目前通行的『藝術史價格』是如何產生的。即使國人對中國當代藝術中所謂的『西方價值標準』耿耿於懷,但不可否認,中國當代藝術的早期人物都是經由西方的學術體系發掘並給出定價的,而且這樣判斷也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中國當代藝術總體還是築立在西方的學術價值體系之上。西方對中國當代藝術的判斷成為國內藝術市場發掘藝術家和作品的參照;其定價也成為國內藝術市場的比價標杆。畫廊按照所代理藝術家與那些被西方認可的藝術家的社交、師承、風格等的親疏遠近來比價,形成一套內循環的價格。這便是國內的『藝術史價格』。客觀來講,由於缺乏足夠的流通,這樣的比價也很難基於市場的自由交易隨時矯正,更多的是一種人為的、固化的定價。所以,當畫廊以學術之名,在不具備實質上的學術能力的情況下充當把門人的角色,壟斷學術市場門票的時候,其定價的合法性就值得商榷了。 在國外,藝術市場有條件在長期試錯中不斷調整。在整個產業鏈條中,畫廊承擔着為學術市場把關、定價的職責,而拍賣行則成為更具有學術價值的藝術品的競價平台。國內則恰恰相反,拍賣行與畫廊同時起步,缺乏足夠的時間和機會去明晰各自的定位。在這樣的背景下,畫廊由於並不具備真正的學術能力,缺乏定價的合法性依據,因而在與資本的交鋒中一擊即潰,最終無法守住本該屬於自己的市場定價權;而拍賣市場則在資本的利用下,實際上發揮了為整個學術市場定價的功能。在定價權倒置的情況下,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倒掛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巨量的進場資本只是藝術品交易市場本輪滯脹的催化劑而非根本原因。事實上,市場只是末端,一級市場與二級市場倒掛的問題只是結果的呈現而非問題本身,真正需要解決的是學術市場的定價機制:畫廊需要圍繞學術標準,重建學術信用,以守住學術市場的定價源頭;而拍賣行則需圍繞一個第四方信用平台重建交易信用,但無論如何,拍賣行都不具備作為學術市場的市場化定價平台的能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現有業態下,仍然難以看到市場化定價機制形成的可能性:不僅因為第四方信用平台尚在襁褓中,更在於學術標準不可能從畫廊內部建立起來。除現有的學術市場外,它還需要消費市場的共同支撐。所以,政策層面對畫廊的扶持並不是根本之策,恢復學術市場秩序的要點在於重建消費市場。而且,頗具諷刺的是,時間恐怕所剩不多。民營美術館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憑藉雄厚的資本、尚未透支的信用、與普通市民階層的天然親近以及更具公信力的學術判斷機制(內外部學術評委投票制),突破常規,在未來的藝術市場產業鏈條中佔據重要的一環,甚至取代畫廊,成為重要的市場力量。 總而言之,現有藝術市場制度設計的先天不足,使所有人只能眼看它起高樓、再看它樓塌了。(徐建雨) 來源:中國經濟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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