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世本【尚書・金g】首句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對照司馬遷在【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言：『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兩者所言幾乎完全相同。尤其【史記・封禪書】更明確指出：『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顯然，司馬遷認為武王『不豫』之年即其崩年，時在克商後二年。可見司馬遷當年所據以參閱者，即為此傳世本之【尚書・金g】。
但是，隨着清華簡【金g篇】的出現，『二年說』大有動搖之勢。正如李學勤先生在其大作【由清華簡〖金g〗看周初史事】一文所言：『清華簡本的首句是：「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遲。」作「三年」，不是「二年」，武王克商後在位二年說的基礎於是動搖。』(載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八輯) 顯然，李學勤先生的看法有其道理。蓋清華簡為戰國簡，而傳世【尚書】文本的整理及司馬遷對【史記】的撰作，均在西漢年間，就此而言，似不及清華簡本之古；且簡本【金g】明確將武王『不豫』書為『克殷三年』，墨瀋俱在。因此，李學勤先生之論持之有據，無可否認。 然而學術考證的對與錯，有時不是絕對地非此即彼，兩者取捨其一。即是說，肯定清華簡【金g篇】『三年說』的正確，是否就意味着傳世本【尚書・金g】『二年說』是錯誤的呢？顯然，此事尚有可議之處。 筆者認為，要考證此事，仍須從武王伐紂的問題談起。 武王起兵伐紂的時間，應在文王受命十一年。或問：文王既薨，武王即位，為什麼還要用『文王受命』紀年呢？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文王治岐五十年，仁聲滿天下，為姬周之王業奠定深基，同時亦為伐紂做了前期的充足準備。而武王稟賦氣魄不若乃父遠甚，且繼位未久，功業未立。故凡事皆高舉文王之旗幟，一切皆藉文王之名義行事。因此武王即位時不敢用自己之紀年，而繼續沿用文王受命之年。正如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記述克殷之事時所云：『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故【今本竹書紀年】及【史記】等典籍在記述此段史事時，遂多數採用文王受命之年以紀年。 武王與諸侯會師孟津，應在文王受命十一年歲暮。據【史記・周本紀】載：『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而牧野之戰則顯然在翌年春。根據【周本紀】云：『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而牧野一戰，紂兵倒戈，武王克殷成功，時在文王受命十二年春二月。有關這一史實，【今本竹書紀年】亦有記載，內中云：『十二年，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牧野。』兩書顯然都將武王克商成功的時間定在文王受命十二年。 至於武王克商後崩年的考證，筆者認為，關鍵在於記載武王『有疾，不豫』的傳世本【金g篇】，究竟作於何年的問題。此事【今本竹書紀年】適有記載：『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於壇，作【金g】。』這極為清楚地表明，傳世本【尚書・金g篇】所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的情形，應發生在文王受命十四年，是歲亦為武王之崩年。因此，若論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二年克商之後，至十四年崩，其在位時間實算(14-12=2)為二年，則傳世本【尚書・金g】的『二年說』原沒有錯。但若將文王受命十二年克殷之年算在內，則十二、十三、十四前後共計三個年頭，說明清華簡【金g篇】的『三年說』，亦是正確的，李學勤先生的看法亦沒有錯。這正如今人算年齡，有虛歲及實歲(即周歲)之別，沒有矛盾，皆說得通。同樣，這種情形還出現在傳世本【金g】『周公居東二年』與清華簡【金g】『周公宅東三年』的記載上，亦存在『二年』變『三年』的問題。筆者認為，這就絕非偶然。而兩次改變年數的原因應如出一轍，足以說明清華簡本【金g】的整理及抄錄者，在計年上顯然有將實歲改為虛歲的習慣。 那麼，傳世本【尚書・金g】與清華簡本【金g】在計年上為什麼有這些差別呢？筆者認為，這顯然與記載或抄錄【尚書・金g】的史官在地域觀念及計年習慣方面存在南北差別有關。比如傳世本【尚書】，先秦時期早有定本，【論語】【左傳】【國語】【孟子】及【荀子】等先秦典籍早有引用，其源甚古。至漢初，原為秦博士的山東濟南學者伏生整理所藏【尚書】，得二十九篇，稱【今文尚書】，其中就包括【金g】之篇。司馬遷在撰寫【史記】之【周本紀】及【魯周公世家】諸篇涉及相關問題時，其據之參考的就是伏生整理的傳世本【尚書・金g】。故可以說，先秦在北地流傳的【尚書・金g】，及漢初由伏生整理的傳世本【尚書・金g】，顯然都出於北人之手，他們在計算及記載年數時，習慣採用實歲(即周年)。而清華簡【金g】與包括【楚居】在內的一大批經籍簡本，應為戰國楚簡，其整理與抄錄則顯然多出於南國楚人之手，他們在計算及記載年數時，則習慣採用虛歲。明乎此，則『二年』變『三年』的問題，就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根據上述考證，筆者認為，無論傳世本【金g】的『二年說』，或是清華簡【金g】的『三年說』，都沒有錯，可以並世而存。 那麼，為什麼武王於克商後短短二三年之間，竟然生病而至於身亡？他究竟得的是什麼病呢？ 筆者昔歲曾研究中醫典籍有年，頗諳岐黃之術，故對武王於克殷後二、三年便染病身亡的原因甚為關注。根據傳世本【金g】和清華簡【金g】兩個版本的共同記載，都說武王『遘厲虐疾』，即為重病所虐，構成對其生命的危害。說明武王其時確已病篤而處於垂危的狀態，故【金g】篇首書其『不豫』，合乎實際情況。而武王構病的原因，從【逸周書】諸篇可知，其氣魄稟賦較弱，伐紂前已出現心悸、驚懼、怔忡、失眠、多夢等症狀，說明他經受壓力的耐受度偏低，不夠堅強。而他的性格中，又有貪圖逸樂的一面，以致【逸周書・大開武】有周公勸誡其『明德無逸』的記載。當然，武王在周公、太公、召公等人之輔翊下，在伐紂之役中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體現了帝王的風範，為姬周王朝的建立作出貢獻。但他很快就被巨大的勝利沖昏了頭腦，而貪圖玩樂的脾性又舊態復萌。【逸周書・世俘解】就記載克殷後不久武王即舉行大規模狩獵之事。內中云：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塵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周王朝草創之初，軍國事務千頭萬緒，而武王卻舉行如此大規模的狩獵活動，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可見他確實有貪圖玩樂的一面。揆之【尚書・旅獒篇】所述西戎獻獒犬於武王，顯然就是供其畋獵之用。召公為姬氏同姓，又是開國元勛，深恐武王玩物喪志，乃於篇中以『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勸誡武王，指出『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顯然對武王的放縱心為之危。故筆者認為，【尚書・旅獒】中召公告誡武王之言，並非無的放矢。而且最要害者，還在於武王不僅『玩物』，而且『玩人』，此乃好玩樂者之通病。蓋『寡人好色』，古代帝王大都如此。但問題在於，沉迷於『玩女人』不僅『喪德』，而且還可能會因色慾過度而『喪命』。因為自古以來，稟賦薄弱而又好色且不知節制的帝王大都短命，這是屢見不鮮的。而武王的性格弱點正是如此，加上本來體質孱弱，患有各種神經衰弱的症狀。而克殷成功後二三年之間，武王顯然由於沉迷女色，放縱玩樂，凵斯甚，其時顯然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遂導致藥石無靈，最終始出現傳世本及清華簡【尚書・金g】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一幕。 郭偉川 來源：光明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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