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南昌起義――南下不是導致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 南昌起義是軍史和黨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長期以來，關於起義失敗原因，權威的說法是沒有採取就地革命,建立根據地,進行武裝鬥爭的方針，而是採取了南下廣東、再行北伐的決策。 近年來，一些學者就南昌起義軍是否應南下展開了爭論。對南下持肯定觀點的理由各有側重，綜合起來主要有：南昌起義軍在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條件，從群眾基礎、距離反動政權中心南京的遠近、經濟狀況、有無港口便利等方面，較之湘贛邊界更為有利；南下廣東的錯誤不是選錯了進軍方向，而是急於打廣州，重新北伐。對南下持否定觀點的理由綜合起來主要有：在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條件上，廣東並不比湘贛邊界更有利，反而在群眾基礎、環境是否便於弱小革命力量開展武裝鬥爭等方面十分不利；南昌起義軍之所以千裏迢迢南下廣東，原因是對大革命失敗後國內形勢的變化缺乏清醒的認識，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的指導思想。 還有論者提出：南下不是導致起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南下是從當時客觀實際出發的必然選擇，是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有益嘗試，南下軍事失利不是南下決策的必然結果。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即使就地革命也難以成功。 6.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是歷史必然，對中國革命有功，但條件不成熟，帶有『左』的色彩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個大事件。它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政權，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以往，主流觀點基本上持基本肯定的意見，認為它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結晶。 近年來，學者開始重新全面、客觀地評價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和歷史作用。有論者在充分肯定蘇維埃共和國誕生的重大意義和歷史地位的同時，指出其成立在某些方面照搬照套蘇俄經驗和模式，帶有共產國際『左』的影響和中國革命『左』的色彩，沒有體現出中國特色。 還有論者在肯定它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的同時，特別指出：應該看到當時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條件是不成熟的；受共產國際『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中共中央的『左』傾領導同樣犯了革命的急性病和幼稚病，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反覆性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這是當時急於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認識基礎。 7.紅軍長征――沿襲多年的『行動上無計劃』、『軍事上無準備』的觀點被放棄 近年來，關於長征研究不僅在決策、準備、重要戰役、重要會議、落腳點的選擇等方面進一步深入，而且涉及到了長征中的文化工作、經濟供給、華僑與外國人等方面，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 對於紅軍長征前的決策和準備工作，學界基本揚棄了過去沿襲多年的『行動上無計劃』、『軍事上無準備』，是『沒有必要的準備工作』的『倉促出動』等觀點。論者認為，長征是經共產國際批准，做了大量準備，但由於『左』傾教條主義者對實施這一戰略轉變猶豫不決，撤退過於倉促，因而這種準備才不充分。問題主要出在戰略轉移的組織和指揮上――決斷猶豫，沒有早走；不會跑、不快跑，延誤了戰機；低估了敵人的力量，沒有準備堅決的戰鬥；捨不得丟東西，採取大搬家式的行動。 關於長征的戰略方向和落腳點的選擇。傳統觀點是長征一開始就是要北上抗日。近年有學者提出，把北上抗日作為長征的目的，並最終把立足點放在陝北有一個過程，其間經歷了多次變化。從現有資料看，紅軍長征的落腳點選擇在陝北並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黨中央、中革軍委正確分析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和全國發展變化的形勢逐步作出的。 以往的長征研究中，較集中在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對其他三支紅軍長征的研究比較薄弱。近年的研究，對長征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對紅二、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給予應有的重視。例如，有學者強調，不能因為張國燾搞分裂主義而否認或抹殺紅四方面軍的功績。紅四方面軍創建了川陝革命根據地，支援和策應了中央紅軍、紅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 8.皖南事變――項英有責任，但不應負『重大責任』或『主要責任』 對皖南事變的發生，以往的研究過多強調事變前蔣介石國民黨的陰謀和事變後美國的壓力及國際輿論的作用。近年來，有學者提出，事實上蔣介石國民黨並未有過一個明確的旨在處心積慮消滅皖南新四軍的陰謀。事變的發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事變與國民黨一貫堅持限制中共軍隊發展，要求其限期離開長江兩岸北移冀察的強硬態度有關，也與中共中央必欲獨立自主，堅持大力發展經營華中地區的政策有關，具有某種必然性。事變與中共拖延北移時間，且選擇一條出乎國民黨意料的北移路線，而國民黨恰好在新四軍逾期南下之日完成圍堵部署，封住了新四軍南進東去道路等偶然巧合。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未曾有過要在更大範圍內對中共動武的計劃，也並不存在美蘇及國際輿論反對國共大規模內戰，以及日本的進攻打亂國民黨發動更大規模剿共戰爭的陰謀。 關於皖南事變的影響，學者認為：皖南事變成為抗戰期間國共關係逆轉的一道分水嶺。在這一鬥爭中，共產黨在政治上得了分，國民黨其實得不償失。此後，中共政權與軍隊獨立發展，到抗戰勝利時共產黨力量大增，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中國已是主客異勢了。 關於皖南事變中新四軍遭受慘重損失的責任問題，涉及對中共中央決策和項英的評價。學界對此進行了客觀、深入的分析，並基本上取得了共識。論者認為：把新四軍遭受損失的責任全歸於項英是不合適的。黨中央在事變前對形勢分析也有不當之處，並導致工作指導上的失誤。堅持皖南是黨中央的決策，說項英留戀皖南、反對北上是站不住腳的，況且新四軍北移情況複雜，黨中央、毛澤東有很多指示。皖南事變中，項英有責任，但不應負『重大責任』或『主要責任』。這就據史實澄清了對項英的一些非議。 9.抗日戰爭――對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評價應跳出國共兩黨鬥爭的模式 近年來，關於抗日戰爭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觀點。對抗日戰爭的時間、國共關係、抗戰領導者等諸多具體問題，學界出現了新的觀點。 有論者提出：對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評價不能以偏概全，應跳出以往那種國共兩黨鬥爭的模式，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還是主要的，否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就破裂了。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分歧主要在於國民黨主張在原有社會體系上進行漸進式的改良，而中國共產黨則主張進行更為徹底的民主革命，分歧的實質是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 關於抗戰的領導者問題，有論者提出，從形式上來看，抗日戰爭無疑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國民政府領導的。實際上，國共兩黨並沒有共同領導，而是各自領導自己的黨、區域和軍隊進行抗戰。因此，也可以說抗日戰爭是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它們分別存在，都獨立地發揮着全局性的作用。還有學者指出，這兩個領導中心的直接體現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兩個抗日陣線。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抗戰削弱了日軍的正面進攻，作為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在積極打擊敵人的同時，還大大增強了自身的戰略反擊力量。這兩個戰場從戰略全局來說是互相配合的，都起到了重要的戰略作用，忽視任何一個都是不客觀的。但這兩個領導中心在整個抗戰期間的表現並不一樣：隨着抗日戰爭的不斷推進，國民黨的領導中心在不斷地削弱，而共產黨的領導作用卻在不斷地加強。敵後戰場的地位隨着它的發展越來越重要，這是客觀事實。但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共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中國戰場，兩個戰場都是中國戰場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並不一定非要將兩個戰場分出主次不可。 （作者系中國國家博物館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近代中國與文物】編輯部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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