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清初士階層與帝王之間呈現複雜博弈（1）

史家：楊念群。1964年生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之比較研究】（1997）、【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2006）等；編著有【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編，2003）等；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等。新著【何處是『江南』？】2010年7月由三聯書店出版。

◎採訪/本報記者　劉淨植

新著

心中的『江南』

■清初的士階層與帝王之間呈現出複雜的博弈關係，學者們以往的看法各有偏頗之處

記者：您的新書【何處是『江南』？】描繪了清初士人與皇權的博弈關係及其被改造、收編的過程，視角很新鮮，書中呈現的視野也頗爲廣闊。您是如何關照到這個課題並得出結論的呢？

楊念群：過去梁啓超有一個說法，認爲清代思想史的轉型跟清政府對士階層的迫害直接相關，明代士人構造出了十分活躍的社團聚會和遊學的氛圍，經過清前期『文字獄』等一系列政治手段的迫害之後，士人活動轉向一個相對沉寂的階段，導致出現了跟明代思想、學術傳統截然不同的考據學派。這個說法一度非常流行，成爲定論，一直延續下來。

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發現這種把帝王和士人看成截然二元對立關係的觀點是有問題的，其要害在於，把明代士人看得特別活躍，而清代只有考據沒有思想，好像大家只會鑽在故紙堆里。於是有些學者提出了另一種思路，比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艾爾曼認爲，江南地區印刷文化活躍，有很多私家藏書樓，使知識的傳播具備了一種新的民間形式，形成了一個新型的學術共同體等等。台灣學者張壽安認爲清代學術是有思想的，只不過表現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更強調『禮學』的作用，而不是僅僅固守『理學』宗旨。余英時先生也認爲清代思想和明代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傳承線索。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覺得也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那就是他們都只從士階層自身的思想變化來觀察明清之際的觀念轉換，爲了迴避梁啓超提出的『政治外因說』，似乎故意把帝王和政治的因素排除在外了。那麼我想問，能不能換一個角度，重新把帝王和政治帶回到士林和思想史的研究中來，重新考察兩者之間的關係？

梁啓超對清代思想轉變的解釋，只是單方面強調了帝王對知識分子的外力迫害，其實滿族帝王對漢人士大夫也存有敬畏心理，他們認爲江南是文明薈萃之地，自己作爲『蠻夷』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卻仍面臨著被征服士人的文化挑戰。所以士人階層不是完全被動的受迫對象，他們也參與到整個清代思想和知識的建構過程之中，我在書中強調兩者是一種相互試探、談判最後達成相對平衡狀態的過程。

■錢穆、余英時先生樹立的士大夫擁有純粹良知的分析路線太理想化了，應該在更實際的歷史情境中看待士人身份的變化

記者：看來您並不相信士人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純淨和超越性，這可否視爲您看待中國歷史和知識階層演進之關係的一個基本觀點？

楊念群：余英時先生認爲士階層的思想和身份是有超越性的，可以超越自身、超越社會、超越現實世界的束縛，從某種『理想類型』的分析出發作此推斷是有道理的。但我覺得中國的士大夫從孔子開始，就跟政治有著曖昧難辨的關係，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在與政治發生糾葛不清的動態關係時才建立起自己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因此，士人如何處理其與帝王、政治的複雜關係，應該是探尋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線索之一。

因爲在大多數歷史情況下，士人只有在跟政治相妥協、談判和對話的過程中才能真正確立自己的身份，這是一種歷史常態。宋代只有神宗這段短暫的時期，由於王安石的特殊地位，士階層才偶爾凸顯出『與君王共治天下』的獨立性，但是這種相對純粹的獨立性是非常少見的，你只能把它當作一種歷史的偶然和特例，並不能因此就一廂情願或一以貫之地把它當作一種不變的歷史事實加以對待。

我覺得應該把知識分子放在一個更實際的歷史情境、歷史脈絡里進行研究。錢穆、余英時先生樹立的探索士大夫良知自覺的研究路線我很敬佩，但畢竟太理想化了。人需要理想作爲支撐，但也要直面歷史的殘酷狀況。中國自二十世紀以來，除了魯迅真夠『知識分子』的資格外，哪有什麼真正的知識分子？要理解這種悲觀結局產生的緣由，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歷史反推到清代前期，去觀察那時候士人的精神是如何被閹割的。

記者：您書中談到的『文字獄』，似乎也不單純是清政府迫害士大夫的問題吧？

楊念群：文字獄其實包含很多複雜的含義，不是簡單的、表層的迫害士人的問題，它也是培養官員提高文化管理嗅覺的一種技術訓練。比如乾隆下旨讓搜繳違禁違礙書籍，剛一開始官員們不理解，因爲他們的腦子裡不知道什麼叫『違礙書籍』，搜來搜去就搜出幾種，往上一交就以爲完事了。後來乾隆帝一次次地下旨，逐漸讓官員意識到，『滿洲』、『虜』、『胡』等等書面語都是誣衊滿人的詞語，都要一律剔除。這個自我意識的培養進行到一定程度，就會內化爲身體裡的嗅覺。隨後這些官員再也不用皇帝指示，自動開始自我閹割、自我設限，按照皇帝的要求自我劃定刪改文獻的標準。迫害士人也成了一門熟練的心理操控藝術，是讓你心安理得地接受迫害、接受控制的技術。

■心靈史一定是人到中年才敢動筆寫。人生體會都放到裡面了，目的是尋究自己人生的答案

記者：您之前一直研究晚清民國史，爲何介入此前從未涉足的清前期歷史？

楊念群：一方面跟我參與國家清史的修纂有關，這幾年有機會接觸到清前期的大量資料。而且我也覺得自己的研究如果不從明清之際到晚清、民國近三百多年來的歷史做一個貫穿分析的話，自己的視野、判斷是有很大局限的，因爲很多晚清民國發生的現象必須要從清朝初年尋究起因。其實這本書最好能和我以前出版的【再造『病人』】、【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貫穿起來讀，這三本書大致可以構成一個三部曲式的架構。【何處是『江南』？】雖然是最後寫的，但應該算是三部曲的第一部。爲什麼此時才觸碰這個話題？因爲人到中年，有了些閱歷，對人生的體驗不一樣了。【何處是『江南』？】的寫作有一點靠近精神史、心靈史的風格，心靈史一定是人到中年才敢動筆寫。它可能會不自覺地融入一些人生的體味在裡面，目的是要尋究自己人生的答案。

記者：您把它看作是心靈史而不是思想史？

楊念群：心靈史和思想史有聯繫，但差異還是比較大的。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是一些公開發表的言論，但精神史、心靈史研究的對象往往跟一個人對時代、對世界的體驗、感受和情緒有關，它應該比思想史探究的內容更加寬泛。所以我前幾年提倡中國史學需要嘗試一種『感覺主義』，就是在思想史之外發掘我們感覺世界的意義，它延伸和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邊界，包括歷史人物情緒的變化，身體感受的變化等等。甚至我最近提出一個『隱喻史』的研究設想，比如說詩歌里通過大量典故所表達出的隱喻，往往傳達著作者的政治抱負和主張，對其進行分析就不能僅僅運用慣常的研究策略。思想史、感覺史和隱喻史三者之間有聯繫，也有區別。『隱喻史』要解讀一些符號、象徵背後隱藏的涵義，通過細密的文本解讀來梳理出歷史潛藏的邏輯是什麼。當然這都只是一些初步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