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取得了長足發展，歷史學亦不例外。在史學百花園中，新成果、新方法、新理論等層出不窮；文化史、社會史、口述史、社會文化史等一派欣欣向榮之象。作爲史學新興學科的一支，國內社會文化史的發展已走過20年的風雨歷程，雖然還未成長爲參天大樹，但在史學界搞得有聲有色亦是有目共睹。爲了讓更多的人了解國內社會文化史研究取得的進展，本刊特邀劉志琴、梁景和、李長莉等在這一領域辛勤開拓、頗有實績的專家介紹有關情況，向讀者朋友釋疑解惑。
主持人：危兆蓋（本報記者） 特邀嘉賓: 劉志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梁景和（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李長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一、在文化史、社會史的大潮中社會文化史破土而出 主持人：社會文化史是什麼？它與通史、專史、文化史、社會史是什麼關係？它是要開闢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還是要發展成一個新學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種解讀歷史的新方法？ 梁景和：在國外，社會文化史更多地被稱作新文化史，它是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編纂中一個最主要的史學流派。但在國內，我們習慣於用『社會文化史』這一稱謂。美國史學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編的【新文化史】一書中首次舉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標誌著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討方向的焦點是人類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會傳統的貯藏地，是認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語言處理事實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往法律、文學、科學、藝術的底下挖掘，以尋找人們藉以傳達自己的價值和真理的密碼、線索、暗示、手勢、姿態。最重要的是，研究者開始明白，文化會使意義具體化，因爲文化象徵始終不斷地在日常的社會接觸中被重新塑造』。 我以爲，社會文化史是研究社會生活與其內在觀念形態之間相互關係的歷史，是觀察和詮釋歷史的一個重要視角和層面。社會文化史可以補充通史和專史的內容，社會文化史與文化史、社會史具有交叉關係，亦可發展爲並列關係。社會文化是客觀存在，運用社會文化史的視角和層面會發現更爲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和內容，因此開展社會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動史學發展的實際價值和意義。 李長莉：歷史學是以實證爲基礎的綜合性學科，面對的是豐富紛繁的以往人類社會現象及人們的所有活動，要予以認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與分解。因此近代以來的歷史學學科體系形成了綜合性通史與分領域專史兩條學術路徑，這也成爲迄今史學研究的基本範式。然而，隨著人類面臨日益複雜而多樣的問題，要求歷史提供的知識已不只是還原歷史真相與判斷是非，而是要開掘歷史現象的縱深處，多層面地探究其內在根源與演變機制。如此則只限於某一專史領域、單一視角的知識難以解答，而如果從跨學科、跨領域的交叉視角進行認知，則可彌補單一視角的某些缺陷。『社會文化史』20年來的發展歷程，就是這樣一種以跨學科交叉視角研究歷史的探索與嘗試。 『社會文化史』在我國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末，針對當時相繼興起的文化史和社會史各有偏重、難以反映社會文化的一些縱深領域、留有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間等問題，開始有學者嘗試打通社會史與文化史，探索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交叉研究，於是提出了『社會文化史』的新概念。我以爲這並不是一種嚴格的學科範疇，而主要是指一種交叉學科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論分析歷史上的社會現象或用社會學方法研究歷史上的文化問題。它與通史和專史不是替代關係，而是予以補充，使歷史學的血肉更爲豐滿鮮活。 劉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學術界引起轟動。【急就篇】是漢代兒童的啟蒙讀物，引起轟動的是這篇論文所展現的漢代社會生活、宗族鄉黨、村邑閭里、社會風尚的形形色色，具體、翔實地再現了漢代人的衣食日用、物態人情、雅好時尚。周予同、黎澍等老一輩學者對此讚譽有加，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感慨地說:『這樣的文章我也寫不出!』 這是史學大家的自謙嗎?不是，老一代學者並非沒有學富五車的知識和才情，但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人們耳熟能詳的是階級壓迫、農民起義、王朝盛衰，在眾口一詞的學術氛圍中，突然冒出一個另類眼光，從社會和文化的視角，對2000年前的啟蒙讀物展開全新的解讀，從一句『奴婢私隸枕床槓』，對照敦煌文本、居延漢簡、宗族家譜，得出漢代奴婢不入戶籍，而入財產籍，類似床槓等生活用具，這與古羅馬把奴隸視爲生產工是不同的社會結構。從去年出版的沈元遺著【漢書批註】來看，他寫這篇文章時精讀了【漢書】，文章中還運用音韻學、版本學、地理學等多種學科知識，進行綜合考察，厚積薄發，尺幅千里，小問題做出大文章。 這樣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爲史學界敞開一個新視野，即社會文化史的視野。當時不可能由此提升到學科意義，建國後社會學和文化學都被取消，由此相應的是社會史的研究縮小到有限的一隅，文化研究則被思想史取代，全國沒有一個院校開設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課程，更沒有一個專業的研究機構。要說這篇文章在半個世紀以前踏入社會文化史的領域，那也只是個別的自發趨向，這一成果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讚揚，不僅是作者令人信服的才識，也是史學研究迫切要求擴大眼界的期盼。 20世紀80年代初，文化研究如狂飈突起，推動了社會學和社會史的復興。文化史本是歷史學和文化學交叉的綜合性學科，它是在近代中國形成的新興的學術領域，兼有與社會史共生、共榮的特點。它們各有專業的研究對象和知識系統，伴隨現代學術的積累和開發，各門專業之間經常交叉，到一定程度發展出邊緣學科乃是現代科學發展常有的現象。在法學與哲學之間興起的法哲學，對法學是有革命意義的建構；從語言學與哲學交叉中產生的語言哲學，被認爲是對思維和存在關係的突破性建樹。儘管這些新興學科還很稚嫩，有的也存在學術分歧，毫無疑義的是，它以跨學科的長處、煥然出新的見解，愈來愈得到學術界的重視。近年來在國外興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國內有社會文化史的興旺，國外有相似的學科出現，說明社會文化本身乃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它融通物質生活、社會習俗和精神氣象，從上層和下層、觀念與生活的互動中，揭示社會和文化的特質，這對歷史悠久、積累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來說，更具有本土特色和發展的優勢。 二、社會文化史在理論上的開拓與創新 主持人：一個學科門類的產生離不開理論上的開拓與創新，在史學界已成某種聲勢的社會文化史，其理論依據及理論建樹又是什麼？ 梁景和：社會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爲傳統的史學理論與方法，二爲借鑑其他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三爲創新的理論與方法。 李長莉：由於過去常用的一些比較單一和平面化的史學概念不足以準確地表達社會文化史研究對象的豐富意義，因而研究者越來越多地採用一些表達複合意義或新生意義的新概念作爲分析工具。例如：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建構、想像、社會記憶、話語、失語、合法性、正當性、權力、語境、場景、宏大敘事、個案、微觀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識―普遍性知識、大傳統―小傳統、民間社會等等。這些概念詞語大多是從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庫中借用，引入史學研究中的，它爲社會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因而在史學研究的隊伍中，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學者運用這些新概念最爲廣泛。這些概念的提出與運用，爲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和方法上的支撐。 劉志琴：中國有豐富而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足以創生不同於西方文化的中國社會文化史理論。社會學家費孝通曾提出，中國基層社會本於禮治秩序，鄉土中國是禮俗社會。『禮』在中國有禮制、禮治和禮教之稱謂，禮制是王朝欽定的器物享用制度。歷代王朝都以『會典』、『典章』、『律例』或『車服制』、『輿服制』等各式條文，管制人們的物質生活。禮在中國，實際上是日用消費品分配的準則和教化民眾的規範。所以禮不僅是思想觀念、道德準則，也是制度的實體，這樣一種涵蓋物質、精神和制度的概念，在西方古典哲學中從未出現過，因此找不到對應的詞彙來翻譯『禮』，這是中國古代思想史特有的理念形態。中國古代史中的『俗』，也與西方有別，西方民俗學在日本直譯爲【土俗學】，是指下層自然生成的習慣勢力，而在中國略有不同，雖然俗在中國也指民間習俗，但自古以來就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最高統治者不僅要親自過問風俗民情，還委派官吏考察民風，作爲制定國策的重要參照。從商周的天子、諸侯，到明清的君主、士大夫，都把以禮化俗作爲治理天下的大事，主導習俗的發展，致使禮中有俗，俗中有禮，兩者的價值走向愈益趨同，致使禮俗之界難以劃分。 在中國人心目中，大至天道運行，小如日用器物，深到修心養性，無不以教化爲先。孔子的『移風易俗』，管子的『教訓正俗』，荀子的『習俗移志』，呂不韋的『觀其俗而知其政』等，各家各派都具有把國運盛衰、名教興亡的審視點下移到社會生活考察的傳統，有力地推動了倫理觀念滲入生活方式、社會風尚和民間文化的各個領域。在中國，一部社會文化史實際上也是一部物化的社會思潮史，這是思想史和社會史不能取代的內容。如此厚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最能創生中國的社會文化史理論。當今中國社會文化史研究處於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能不受外來文化的啟迪，但鑑於中國文化的特質，我以爲研究者與其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到不如深入到本土資源中謀求新發現。因爲充分認識中國文化模式的獨特個性，就足以使這一領域活色生香，甚至改寫中國思想史的風貌。這應是開展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價值所在，我希望研究社會文化史的同行們在這方面大膽探索，定能有所貢獻。 三、如何評估20年來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成績？ 主持人：國內社會文化史研究開展已20年了，成績何在？代表作又如何？ 劉志琴：記得30年前文化史剛剛復興時，人們也有這一提問，周谷成的回答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今天已無人再對文化史研究提出這樣的疑問了，我想社會文化史的前景也一樣。一門學科從發生到成熟要有幾代人的努力，所以即使今天還沒有產生有影響的代表作，也不能輕易否定新探索對學科發展帶來的新鮮活力。何況任何時代人們的認識都有它的局限性，也許今天看起來不起眼的作品經過幾十數百年的歷史沉澱，就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也說不定。 李長莉：20餘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運用社會文化史視角進行歷史研究，論題和領域在不斷擴展，研究論著逐年增多，『社會文化史』已經形成了一個以社會與文化交叉視角爲特點，有較爲集中的研究領域，穩步發展、不斷深入開拓的史學分支領域，從研究路徑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諸多趨向。 梁景和：20年來，關於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還很難說已經出現典範之作，但還是要承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發表了很多學術論文，也出版了一批學術專著，諸如劉志琴主編的三卷本【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李長莉的【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現代】、嚴昌洪的【20世紀中國社會生活變遷史】、忻平的【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孫燕京的【晚清社會風尚研究】、王笛的【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等，我自己也出過兩本【近代中國陋俗文化嬗變研究】和【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此外，楊念群、孫江等主編的【新史學】論叢，孫江、黃東蘭、王笛等主編的【新社會史】論叢，也都有其獨特的研究意旨。 四、他山之石：國外新文化史研究的現狀 主持人：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史學理論與史學研究對國內史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那麼20年來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是否也受到這種影響？從你們了解的情況看，國外同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狀況如何？ 梁景和：國內的社會文化史基本上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獨立發展起來的，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受到了國外新文化史的影響。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於法國和美國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是一場重大的史學理論運動，如今已成爲西方史學理論和歷史編撰中一個最主要的發展趨勢和潮流。這股潮流取代了經濟―社會史，是對舊的『新史學』的一種有意識的反動和發展，是一次『語言轉向』或『文化轉向』，是繼20世紀50年代中葉西方史學『路標轉換』後的又一次重要轉折。這股熱流70年代初傳入義大利、英國，八九十年代開始波及德國、西班牙、匈牙利、荷蘭、瑞典等歐洲國家。新文化史的稱謂比較複雜，表現出多樣性。英國學者彼得・伯克喜歡把新文化史稱爲社會文化史，他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樣性】中，還有意把新文化史稱作人類學史學；法國年鑑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喜歡稱新文化史爲心態史，法國學者卡布瑞則稱新文化史爲後社會史，還有把新文化史稱作新社會文化史和歷史人類學的。新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主要來源於四個方面，即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批評、文化人類學、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和法國年鑑學派史學。這四個方面直接影響了新文化史的歷史編撰和敘事風格。 李長莉：新文化史的學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會史的，後來對社會史產生了疑問，並逐漸開始對社會史理論框架展開批判和修正。被奉爲新文化史思想先驅的英國勞工史家湯普森1963年在其代表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中就體現了『向文化的轉向』的趨勢，他主動超越了社會史並把研究轉向文化史方向。60年代末，年鑑學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從社會―經濟史轉向社會―文化史，將研究領域由經濟轉向心態這一更爲深層的結構。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海登・懷特於1973年出版了【元史學：19世紀歐洲歷史學的想像】，由於懷特強調情節和語言這些新的歷史研究方法的運用，所以他被視爲文化轉向的『創始人』。新文化史這股潮流，還影響了其他領域的學者，克里福德・吉爾次、馬歇爾・薩林斯、理察・普萊斯等人類學家，愛德華・薩義德、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文學批評家也都捲入到新文化史運動之中。 劉志琴：國外新文化史研究的領域非常廣泛，涉及的內容異常豐富。諸如愛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婦女兒童、性別性倫、喜怒哀樂、感官情緒、閱讀書籍、身體髮膚、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術、時間空間、人口犯罪、上帝大眾、自然命運等等。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謂廣泛繁盛，不勝枚舉。諸如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和【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美國歷史學家林恩・亨特的【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美國歷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丹・蓋赫返鄉記】、法國歷史學家勒華・拉杜里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法國歷史學家阿蘭・科爾班的【大地的鐘聲】和【污穢與芳香：氣味與法國的社會想像】、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的【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英國歷史學家西蒙・沙瑪的【財富的窘境：黃金時代荷蘭文明的一種解釋】、義大利歷史學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間的戰鬥：16、17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等等。此外，還有很多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 五、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何在？ 主持人：社會文化史興起20年來，是否已形成自己的學科特色？表現在哪裡？ 李長莉：特色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微觀史與深度描述的趨向。在聯繫觀點的觀照下，就某一微觀事象從多維聯繫中深入分析其各種因素的關聯性、互動關係及多層意涵，以求見微知著，揭示此一事象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豐富意涵。二是以記述敘事爲主要表現形式的趨向。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以人的活動爲重心，因而要對人的活動進行具體、生動的描述，故主要採用敘事形式。文化分析的視角又要求意義的闡釋，因而在敘事中有理論分析及意義闡釋隱含或穿插其間，使得生動的敘事中有一定的意義內涵。這兩個趨向使得社會文化史形成了一些學科優勢，積聚了較強的生命力，有利於其進一步發展。 梁景和：社會文化史有自己的特色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它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恐怕就見仁見智了。我認爲以下兩點是很明顯的：其一，社會文化史萌發的本土性特徵。中國社會文化史是中國史學自身發展邏輯的產物，是中國文化史、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發展鏈條上的一環。改革開放的大勢，催發了文化史的復興；改革開放的深入，迎來了社會史的興盛。文化史研究偏重於精神層面，即關注思想觀念、社會意識等問題；社會史研究偏重於社會層面，即關注社會結構、社會生活等問題；而社會文化史研究則關注兩者的共生共榮。很多文化觀念問題反映在社會生活等社會問題的層面上，很多社會問題與文化觀念問題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那麼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社會文化史就應運而生了。因此，中國社會文化史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萌生就是中國史學自身發展邏輯的產物，很多研究者都是順著文化史、社會史的研究而走向社會文化史領域的，體現了中國史學自身發展邏輯的本土性特徵。其二，理論探索的自覺。中國學者先後撰文探討了社會文化史的理論問題，90年代初就有很多學者積極參加了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探討，如對建立社會文化史學科的意義、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對象和內容、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問題都在探討之列。新世紀初，仍然有一批學者關注並參與了社會文化史的理論探索，分別就社會文化史研究是價值判斷還是事實陳述、如何從社會日常生活中折射出觀念的變化、社會文化史是一種獨特的研究視角還是一門獨立的交叉學科、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在哪裡、社會文化史研究能否起到改進思想史的作用、中國學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釋系統、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問題和方向何在等理論問題和一些實際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這些討論雖然還只是一般學術觀念的陳述和探討，還不具備完整的理論體系，但這些自覺的理論思考所呈現出來的學術見解對打開社會文化史的視野和規範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無疑意義重大。 六、社會文化史的發展前景 主持人：從學科發展的前景看，目前的社會文化史研究還存在哪些問題？能否預瞻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近期趨向或遠景目標？ 李長莉：社會文化史是一門正在生成的學科，的確存在著一些缺陷和有待改進的問題。一是碎片化。在具體而微的研究取向中，一些論題過於細小瑣碎，同時又缺乏多維聯繫觀點及深層意義闡釋，由此造成論題成爲缺乏聯繫、意義微弱的零星碎片，因而矮化了史學研究的意義與價值。二是平面化。一些研究在採用具體描述的敘事形式時，只停留在平面化記述，而缺乏理論分析和深層意義的闡釋，成爲淺薄、表面化的單純敘事，使史學研究失去了深度和靈魂。三是理論與內容『兩張皮』現象。一些研究者在借鑑社會科學理論和概念工具時，對外來理論與本土經驗的隔閡、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性缺乏足夠的自覺與警惕，未能根據研究內容進行選擇、改造、活用、伸展，使之融會貫通而生成自己的理論解釋，而只是停留在簡單的移植、套用，理論與內容相脫節，因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四是片面價值論。傳統史學研究範式是價值一元論，只承認主流價值的合理性，不承認少數人或其他立場所持價值的相對合理性。社會文化史則眼睛向下，從多維度、多層面的視角，在主流價值之外注意其他價值的相對合理性，因而傾向於承認主流價值主導下的價值多元立場。從社會文化史的觀點看，正是由於多元價值的存在，才導致了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與博弈，也因而保持著社會變革的內在張力。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由此滑向『價值相對主義』或『去價值論』的立場，或認爲一切價值意義均等，或認爲無需作任何價值判斷；有的則走向『片面價值論』，對一些只是代表少數邊緣人群的邊緣性、片面性的價值取向加以抬高或誇大，甚至用以替代主流價值，以偏概全。 劉志琴：展望社會文化史未來的發展，我以爲會有以下一些研究趨勢或進路：第一，時代課題將促進社會文化史研究領域的擴展、深化與多樣化。當今中國社會轉型面臨『社會治理』與『文化重建』兩大課題，正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中心問題，社會文化史研究應當爲此提供更多的本土經驗與歷史啟迪。這種時代課題的挑戰與相關性，會促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擴展與深化，特別是與這兩大課題相關的論題會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同時，史料數據化與網絡化將爲社會文化史學者利用海量史料，特別是民間史料、圖文史料等提供便利。社會文化史貼近時代、貼近民眾、貼近社會、貼近生活的內容特點，生動敘事、多樣化的表達方式，將使其成果更受知識大眾歡迎。因而，社會文化史研究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第二，社會文化史研究的目標，是基於本土經驗建構社會文化發展的本土理論。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重心在民間社會，關注民間社會與上層建築的互動關係，由於立足於本土深厚的民間社會文化歷史土壤之中，因而更有條件深入探索本土經驗，建立適於研究本土社會文化的理論概念與學術譜系，以尋求本土歷史的理論闡釋，進而提出針對本土社會文化發展的一般理論，參與時代的知識進步與理論創新。第三，社會文化交叉視角與綜合研究的趨向。社會文化史二十餘年的研究實踐表明，這種新的學科交叉視角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問題能夠從多層面、多維度審視，其研究成果使得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推向了一些更縱深、更多面、更精細的領域，這一趨向還會進一步擴展。同時，研究者還會更加注重用總體性、聯繫性、多層面、網絡化的觀點進行研究，以避免『碎片化』的偏頗。 梁景和：我想談一下與此相關的問題。第一，要建立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學術重鎮。有條件的學術單位或學術團體可以明確把社會文化史作爲自己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和主攻方向，集中從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工作。第二，抓基本社會生活內容和獨特社會生活內容的研究。社會生活的內容極其廣泛，既包括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也包括獨特的社會生活內容，還包括更多的處於中間地帶的社會生活內容。雖然這幾類社會生活內容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彼此不能截然分開，但各自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主要包括人類所共有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兩性倫理、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活。這是維持生命和延續生命最基本的條件，也是最基本的生命歷程，是任何時代，任何個人都很難迴避的生活內容，所以我們說它是基本的社會生活內容。研究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一個地域或一個群體的基本社會生活內容的變化，我們會理解和認識社會政治經濟、思想觀念、風土人情的緩慢或急速變遷，這有助於我們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和那段歷史，並從中獲得歷史的啟迪和生活的智慧。獨特的社會生活內容主要指一個時期或一個地域，某些群體或一個群體獨特的生活及其生活的變化。研究這樣的社會生活，無疑也能幫助我們認識和理解那個時代和那段歷史，並從中獲得歷史的啟迪和生活的智慧。所以我們強調在社會文化史研究中要注重研究基本社會生活內容和獨特社會生活內容。第三，運用多學科的視角研究社會文化史。學科的劃分是人爲的，它有助於使知識更加系統和深化，但學科的劃分不是目的，學科之間不應當存在彼此隔絕的壁壘。只要能夠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學科之間的互動和交融是必要的。研究社會文化史可以把多學科的研究成果視爲史料，可以借鑑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可以體悟歷史學與多學科共同的思維方式和思考的共同問題，這是多學科對話的基礎，我們將從這種互融的對話中深刻、全面的認識和理解社會文化問題。第四，注重改革開放時代以來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搞歷史，一般有一種慣常想法，覺得研究的問題應當遠一點，這樣塵埃落定後，可以看得更清楚，這話有道理。搞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都有這樣的問題，若檔案不能解密，搞起來有困難。社會文化史稍有不同，它研究的是社會生活，是大眾文化，是生活觀念。這些問題存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它的史料來源極爲寬廣。時間離得近，感受得真切，更易有自身的體悟、自身的把握。有些問題可以直接觀察、調查和交流，這種直觀的感受帶來的感性認識是理性認識的基礎，上升後的理性認識更科學、實際和靠近真實。改革開放30年社會生活、社會觀念的變遷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段時期都更快速更顯著。研究改革開放時代的社會文化史將會浮現出更多社會與人生的真諦，故可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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