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對自己喜歡的報紙或者雜誌的閱讀，肯定不算細讀，乃至精讀，除非寫什麼文章涉及到相關文章觀點以外。一般情況都是粗讀、瀏覽，達到知道作者在想什麼，以及由此而推知這些人或那些人差不多在什麼樣的一個水平線就行了。
對2011年至2012年9月間一些重要文藝文學報紙雜誌的閱讀就屬於這種情況。一方面，『文學批評』問題似乎在這一時段被格外突出了，討論的文章也就異常之多之雜。『多』是因爲相關報紙、雜誌都幾乎開有討論的欄目；『雜』是說對於文學批評的指責(遠勝於正面肯定當前文學批評的文章)，上至文藝家批評家作家，下至媒體記者、一般讀者和文學票友。成色相當不同的『藥方』使人感覺當前文學批評的門檻低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誰都可以指著批評的鼻子罵罵咧咧，但誰都仿佛只是圖一時嘴上痛快而已，隔山打虎、隔靴搔癢。若任意挑選出一兩條措施照著去做，無疑使批評更糟，而不是更好。另一方面，據說當前文學批評問題確實大，而且這個大中所謂學院派批評更大。從哪裡看到的呢？從近些年來的文學理論批評刊物和一些文藝專業報紙所開相關欄目，這是兩個主要來源。比如最近圍繞著『有效性』、『優良文風』，還有其他一些文章，談著談著明顯已經露出了馬腳，實屬沒話找話、沒毛病挑毛病，過來過去是魯迅怎麼樣怎麼樣，李健吾怎麼樣、李長之怎麼樣、沈從文怎麼樣，等等。對於讀者真要知道的今天的批評，文章卻藏著掖著、遮著掩著，不知道爲什麼。我的直觀判斷是，這些指責批評的人，其實沒幾個真讀過當前時代中國批評家文本的。不了解或了解的多爲流傳的口水，文章又不能不寫，時髦又不能不趕，於是，『有效性』、『優良文風』的殊榮就只有批評史教材中的一些人分享了。 閒話休說，言歸正傳。我在這裡只想就我所閱讀過的指責文章在宏觀方面談點不成熟想法。 我不擬提具體人的具體文章，因爲在我看來，提具體人的具體文章除了助長其話語刀客的『真理感』外，再沒有任何意義。可能的話，想就某些人的某些文章――在我這裡都是產生於具體人筆下的文章，談點普遍性問題。 首先是『求真』的問題。『求真』是指責者對批評『不真』最爲痛心疾首的批評，因此也就成了指責當前批評『失真』的一個關鍵。所以這一路文章，總體上就屬於用批評實踐落實『求真』的性質，一般是具體的作品論。第一個以『真實』發表作品論的人是誰我忘了，但這個人所出示的挑文學作品語病的批評模式至關重要，它無疑是暗合『人們』所謂『求真』標準的，或者說，它就是當前批評所謂『求真』的具體條件。從第一篇作品論『跟讀』到今天，恕我直言，作家的語用、語病、人物穿幫、細節失真等問題，的確值得去好好分析，它肯定是一個時代學風的最直接反映。然而，如果把這個低層次問題等同於批評的『求真』，尤其等同於課堂上給學生批作文，那麼，該『真知』恐怕就變味了。不錯，我這話一出口，我即刻就能聽見某種更咄咄逼人的反駁之聲――『小學』不存，何以問鼎『大道』？事實即便如此，不過，當批評本身――我指批評主體性、批評視野、批評話語，墮落到句讀層面，除了勉強表明該作者曾在細讀上下過功夫，有點『乾嘉學派』遺風之外，批評的『大道』都無一表露，還怎麼談文學的『大道』？更爲掩人耳目的，當然是我感覺到的一點是，所求的這個『真』，據說要力求對細節進行證偽。迄今爲止，我都未能理解透『細節證偽』的措施怎麼落實，只能從批評文本琢磨出一點信息來，仿佛在於強調，要批評某一細節，必須先自己經歷一番該細節，或者至少要自己體驗一回該細節，這可能嗎？常識告訴我們，你儘管有權批評幾個妓女的勇力和忠誠，但你無法再過一次南京大屠殺的慘痛生活，你的知識使用即便充滿文獻證據，你也不可能告訴作家或影視編劇，你的細節就一定是經得起再三推敲的(電視劇【金陵十三釵】和小說【金陵十三釵】)。雷蒙・卡佛十年之內對【一件好事兒】(短篇小說)進行過三次改寫，他改寫的目的恐怕不單是爲了麵包師傅幾次『威脅』電話真實不真實的問題，實在是『威脅』這個敘事準確不準確，以及失去了兒子的夫妻，特別是妻子是如何令人信服地度過精神難關的問題。讀者在難關體驗中獲益，是因爲讀者在作家的最後一次修改中，充分地領受到了作家的話語意義。你有條件印證『十七年文學』中細節的不實，但你不能在你的印證中給出滿意的價值觀，而且如此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解構，最後的一刀恐怕只能解構文學的基本信念。這樣的批評，文學只能一步步被推到紀實、報告的層面，而仍然失察於當今人們的心靈體驗。考證細節的真實性鼓盪的一個直接批評後果是，明明評的是某作家新出或新發表的作品，這一考證卻給當日的評論賦予了一種回溯式龐大論述體系，不拉出該作家、該類型作品的歷史書寫流程，便不足以完成當日作品中本來是當日的觀點態度。不消說，當日的觀點，當日的感知，只好讓位給一大堆陳腐的舊知識，讓位給『教案化』的學術流水線。人們不但看不到此時的體驗，同時也感知不到由此時體驗生成的意義生活。而這種意義生活可能只配書評來凸顯，這時候卻不幸由批評的宏大體系來擔當了。『大道』就在這裡流產了。它流產於『知識』，流產於理論譜系，流產於與當前時代隔絕的安全美學。 台灣學者、作家張大春在其【小說稗類】的某一章中曾說過，文學的真實性並不是細節準確不準確，而是細節出示了一種準確的範圍；海明威在訪談中第一次提出他的『冰山』理論時，特別強調，偉大的作品是從對於不正義的感覺中產生的。他說，偉大作家是不怕震動的、有本事辨察謊言的人，他把這個品質叫作『作家的雷達』。意思很清楚，文學的真實並不是現象學的真實也不是紀實的真實和現實的真實，是他所謂從人們的知識、了解到經驗所創造出來的並不能等同於現有知識、了解和經驗的東西。那麼，作爲二度求索真實的批評，總不能又把作家的真實反過來拉回到具體的現實、現象和紀實吧？需要格外用力的恐怕是進一步戳穿通行的現象學真實、紀實思維真實和現實秩序所允許的真實。 其次是『道德倫理失范』問題。簡單說，『道德倫理失范』問題是所謂『求真』批評中的一個自然過渡後果，而不是來自社會視野的理論觀察，至少不是在當前現實秩序內層發力的結果。說穿了，停留於並把玩於所謂單純藝術的『真』，道德倫理失范就只能是個體的問題，而不會上升到時代整體的高度。也就意味著由此而生的批評話語，正好陷落在了哈維爾批判過的後極權時代所鼓勵的『內在的消費主義』的窠臼。把個體、個人――在文學創作中通常表現爲敘事視點的人物精神狀態，當然地視爲作家意識、社會意識的應然存在。批評在『內在的消費主義』思維下求其『自由』、『民主』，毋寧說是對既有現實秩序的賦形，而絕不可能被理解成對既有現實秩序的批判、省思。如此而得來的『道德倫理失范』的正值，其實經過一大圈的繞行，最終成了對一個作家、一個個人的規範――儘管有時候以『傳統文化』、『現代性』的名義出現，但本質上觸角不會深入既有現實秩序。相反，多數時候，至少在我讀過的類似批評文章中，反而是以『真理』的名義出現的。這種巧妙的、甚至當事人也不見得清楚的轉換中，批評因爲『道德倫理失范』而看起來好像有了那麼一丁點問題意識，其實這個關鍵處的批評正好走向了徹底的相對主義、虛無主義。 爲什麼呢？不妨舉一小例來說。 比如近來湧現的一些批評列隊者，特別喜歡用『半部書』、『八股八卦』、『申請一堂課』等等來說事。其實，你認爲失敗的半部書，在別的知識影響下的批評家看來也許還是成功的半部書，依此類推，『八股八卦』、『一堂課』都有相反的例子作支撐。這就是情感批評、道德批評的悖論――話語不做更新，只憑一己之見，就想談清楚一個本來不止在情感、道德倫理範疇的問題，批評只好滑向可笑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坊間是非糾葛層次，而不得邁進學理半步。權衡利弊之後的指名道姓之所以表現得如此有『勇力』，那是因爲對象是地道的弱者，充其量不過是憑資歷混跡得似乎有了那麼一點話語權的批評家或者作家。而這樣的批評，對於現存秩序之所以王顧左右、支支吾吾，一則目前的氣候的確不便於表達真想法，一則從行文修辭、心態來看，我的貿然判斷而言，恐怕實在不知說話的時代究竟是什麼性質，也不知該怎樣言說今天的思想所致。你別以爲文章張口閉口『思想性』、『優美』、『審美』就以爲該作者真有什麼思想性、真在推行什麼優美文風、真在踐行什麼不得了的美學。對自己時代的判斷沒有一個基本概念，對自己腳下社會性質的觀察如果並不比烤紅薯者、計程車司機隨口說出來的高明，所謂思想性、優美、審美――依我的觀察，的確仍然是古代文論、沈從文、李健吾等人已經說出的那點東西。 我說這些，心裡其實一直在打鼓。那些齜牙咧嘴的指責文字，背後的那個主體難道真的不知道身處的現實秩序嗎？答案是否定的。就算該批評者完全脫離『基層』，鮑曼在【工作・消費・新窮人】，或波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反覆論述的現時代的特徵――『新窮人』，不會離那個個體遠多少，可能的情況只會是，該主體壓根兒就不清楚在什麼立場說話罷了。 總之吧，除了以上兩個整體感知外，其他的還真都是些常識中的常識，最顯眼的比如說，音量和分貝的問題。我發現，凡題設『真知』、『道德倫理失范』，還有『學院派』，指責者的調門一定會提高几倍，那架勢恨不能一傢伙置人於死地。這其實正是消費社會的一個顯著特點，它巧妙地轉移了問題的本質，把個人問題上升到至高點，一定程度就是弱化、消解根本社會問題。雖然根本社會問題有時候反映在個體形形色色的思想意識中，但根本社會問題與個體經過消化處理、甚至同化後的反應，仍然不是同一個問題。 下面，爲了清晰起見，也爲了使我的觀點更集中一點，我把前一段時間寫到自己博客上的一段感想貼在下面： 對於一個以『口食』、『熱點』、『現象』、『自我事件』、『文化信息』、『口水』等等爲注意力的時代，不可能有什麼向下沉的思想內容。這和觀賞美女大腿、談論三流明星緋聞是一個性質。什麼都『全球化』，什麼都『全國化』，等於什麼都沒有。一個人，哪怕是誰，都生活在一個具體的空間，他的所思所想也都首先是對威脅、脅迫自身的具體權力的發言。如果張嘴閉嘴『先前怎麼樣』、『祖上怎麼樣』、『過去怎麼樣』，不是說『先前』、『祖上』、『過去』突然厲害了，是說該個體突然空了。這與近年來某種呼籲白開水式批評文風不無關係。『工具論』時代，一句日常用語就能迅速流傳起來，那是精神貧乏的表徵；現在一旦有什麼刺激，就表現得異常亢奮，是空白的表徵。當代中國批評者―― 一些沒有問題史的批評列隊者，已經深陷至少兩個誤區中還不自知。一是誤把1968年『五月風暴』之後起來的福柯等人的『話語』秩序革新，當作簡單的批評技術主義，棄之如敝履一般；二是把哈維爾所謂後極權時代的『內在的消費主義』誤當作『個體』、『個人』、『主體』的登場，捧之奉之迎之如寶物一樣。如此一來，當前的批評列隊者在幹什麼呢？不知道該幹什麼。想什麼呢？不知道在想什麼。干的是關於自己的事，想的是有關自我的事。熱剩飯，炒信息，自戀標榜，等等，不過如此。但是，行文中，你完全能感受到批評者眉頭緊皺、牙關緊咬的『鐵肩擔道義』模樣，這就是真正的荒謬。 最後，允許我套用我尊敬的某學者曾用過的一個詞――『話語刀客』來結束這篇小感想。按照該學者的論述，話語刀客者，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以語詞暴力的方式粗暴地、武斷地判斷事物，以體大量大的修辭措施干擾視聽，從而達到『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效果。因此『話語刀客』也叫『話語暴力』。大家都想當一劍封喉的刀客，都想一下筆就構成一樁點擊率老高的事件，人明明還要活下去，文學明明還得存在下去，批評也自然還得跟進下去，那麼，我們不禁要進一步追問，『話語刀客』之後，還能整點啥？ 我的淺見來說，如果把視野僅限於文本內，『勇力』就很容易上升到個人利益權衡的使氣，至多也不過是人言言殊的道德倫理口水戰；如果把問題――批評的『說真話』問題，潛在地設定爲是對具體個體或具體文本的指名道姓，那麼，我們的批評可能連應試教育階段語文課堂上分析作品，在最後通常要涉及到的『社會根源』分析意識水平都達不到，還談什麼有效性呢？ (牛學智) 來源：文藝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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