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方教育 汉语，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语种，就说这种语言的人数而言，有没有充分表述的自由？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从而造成作家心理上的自我约束，然后才是这语言自身的问题。一个作家写作原本只面对语言，却不得不先应忖这话多挤压，使劲去突破，这实在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多余的负担，往往弄得狼狈不堪，以至于到面对语言的艺术的时候，已精疲力竭，不能不说是十分不幸。
一九八一年，我得力于一位热心的朗友，出版了一本谈语言艺术的通俗的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本想为我自己的那些难以发表的小说开道，没想到我那些小说依然难以出版，我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辗转了五家出版社，后来又弄到了香港的一家出版社，也还出不来。相反，倒是这本亳不言及政治的小册子，招来了一场所谓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大论争，给我自己惹了许多麻烦不说，还把不少朋友乃至一些关心我的老作家诸如巴金、夏衍、叶君健、严文井、钟惦斐等都牵扯进去，王蒙因为就这本小班给我写了封公开信，更成了靶子。所以说，在中国奢谈语言的艺术也真叫难。
一九八二年夏天，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好心的编辑找我，约我写一部长篇，问我能不能实现我关于小说的那些主张？我当即答应了，但只有一个条件，出版时不作任何删改。这便是是《灵山》的由来。应该说，他并不知道这部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子，只是出于对我的信任，之后又从出版社预支了我四百元稿费，因为我说我要作一次旅行。其时。我已经开始受到批判。我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不可能出版，为了补偿这笔不多的稿费，我想到时候交一份手稿，也算是个了结，这便是我最后的心理负担。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巴黎完稿，已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即使把稿子寄去，也只能给出版社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也就未寄。
我能率性写成这本书，也还得力于我那戏《车站》的禁波。既然这么一出生活抒情喜剧尚演变成政治事件，弄成“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一个靶子，我正著手的这言之无忌的数十万言的长篇岂不更酿成大罪？于是索性解脱那社会、民族、伦理乃至于所谓作家的责任和与生俱来的所谓原罪，只面对我这母语，老而不衰的汉语，从容写来。
我以为一个作家，只对他的语言负责。他尽可以革新创造，甚而至于信口开河，言之无物，玩弄语言，却必须尊重这语言本身拥有的规律、否则便无艺术可言。
“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以来，古老的汉语获得了新生，能够更为贴切表达现代人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大批杰出的作家。他自己固然是一个文体家，却把汉语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弄得面目可憎。当今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除了各自的抱负与文学主张之外，共同能做的事情，我以为便是发挥汉语本身拥有的功能，使之足以并且更为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感受。这也是我写《灵山》的一个意图，以此表晚这语言还有再创造的余地。
我也难以忍受另一种欧化的汉语，将西方语言的词法和句法不加溶化，生搬硬套纳入汉语，弄得不堪卒读。首先来自一些粗糙的译文，随后又进入到不少文学布品中去，竟被不仅西方语言的某些论者加以提倡，误认为是现代文风，连病句和文理不通也当作新潮，再海阔天空，加以诠释。殊不知，无论是见克特的简约，还是罗兰、巴尔特的铺陈，对语言的再创造也好，却或藉文本自行鲜说，他们用的法语都十分纯净。
对所谓语言暴政的造反徜只导致汉语的复杂与混乱，未必可取，尽管这也是争取自由表述暗难以避免的一个阶段。经过这段躁动，也该孕育出一种新鲜的汉语。而这种复杂，再追究一下，恐伯也是现今汉语语法研究的缺欠所致。
现代汉语，语法学家加以规范时，大都藉助西方语言的语法，用西方语言关于词性与句法的观念来解释，忽略了汉语自身结构的特点。这固然有助于汉语教学，编写供外国人学汉语的教科书，或推广普通话，离汉语文学写作还相去甚远。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