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阴阳家与汉代军事[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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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阴阳家深刻影响了汉代战争的发生。

　　毫无疑问，汉代战争的发生和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一样，主要根源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军术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断因素。

　　武帝征和三年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进攻匈奴，刘彻后来叙述其定策过程说：

　　“向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罔若马’，又汉使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为‘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使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鬲+甫）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鬲+甫）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26]

　　这次战争，汉廷在决定是否出兵时，先是大臣以象占匈奴不祥可击，复经《易》筮、方士、太史星气占及太卜官的龟卜蓍占，全部为吉。筮帅，贰师将军李广利最吉，路线则以出（鬲+甫）山为必克。武帝下决心出兵，却遭受了西汉对匈战争中最惨重的失败。虽说对匈作战是武帝既定的国策，但显然正是术数使之草率决定发动了本次战争。

　　再举一例。新莽后期，卫将军王涉和门下道士西门君惠密谋反莽。君惠说“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找到术数大师国师公刘歆，刘推天文人事必成，但提出“当待太白星出乃可”，因此延宕了时日，事发被杀，政变胎死腹中。[27]本例当发不发，而以兵阴阳之说决定军事大计则与上例如出一辙。

　　可见，即使汉代不是所有战争发动都有术数在起作用，至少对大多数决策人来说，术数是他们抉择的必然参照，慎重的术数准备是汉代发动战争的必备前奏。

　　军事术数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兵阴阳家特别讲究作战时日，军术常常决定具体战斗时间，从而影响甚至决定战争发展和胜负。宣帝神爵元年，赵充国率军征羌，取屯田待机之策。宣帝屡次催促发兵进击，诏书中特别指出：“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其秋再次下诏：“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后因充国反复陈辞，意见经激烈争论为汉廷采纳，终以屯田缓进之策取得胜利[28]。显而易见，一般情况下将领必须执行命令，如果这样，汉军此次作战的结果就很难说了。又如建武元年，邓禹攻河东，更始军王匡、成丹等合军十余万众与之大战。首日东汉军大败，溃不成军，再战必败无疑。然王匡等因次日癸亥，系“六甲穷日”（即六十甲子最后一天），术家认为战斗不吉而停战，邓禹得以从容休整部队，调整部署。待第三天王匡大举进攻，汉军反败为胜，大破更始军，一举夺得河东，为汉军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这一战例是当战不战而败，而十年后的另一次战斗则是不当战而战导致败亡。建武十一年，吴汉攻蜀，汉军久屯成都坚城之下，因乏粮准备焚烧辎重撤退。然就在此时，公孙述阅读占书，见“虏死城下”之语而出兵决战，结果大败，本人也被杀于阵中。汉代还有日食停止军事行动的规定，后汉建武七年、永平十八年和兴平元年，均曾因日食而“寝兵” [29]，这当然也要影响正在进行的战事。正因为军术对决定战斗时间有特殊作用，有些将领如汉末的袁绍，每战必与豢养的术士“w会期日”，十分信从 [30]。类似现象在汉代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匈奴“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31]。

　　术数在汉代有时还成为预警手段。《后汉书・杨厚传》：永建四年，厚上言“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时顺帝将西巡，因此而止。同书《郎・传》： 据星占上书，称当年（阳嘉二年）立秋后“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 《马融传》：时马融亦上书：“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致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寻而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率如融言。”预先防范是军事决策的关键之一，其对战争的成败利钝自然密切相关。当然，这种预警自非科学决策，有些军将对这种预警作用痴迷至深，反为所误。汉末董卓部将牛辅，“见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气与不，又筮知吉凶，然后乃见之。中郎将董越来就辅，辅使筮之，筮者曰：‘火胜金，外谋内之卦也，’即时杀越。”[32]这样的将领，只能有败亡一途。

　　兵阴阳家对军队行动的背向举止规定至为苛密，必然对军事行动中的战术运用有所制约。本文中大量的例证都表明，汉代作战时，将领无不采取术数行为以求克敌制胜。有的将领运气好，或能获胜，更多的则必然如宋金生、焦和、张津等人那样，遭至可悲下场。

　　由于汉人对术数的迷信，某些罕见自然现象的发生，以及将领“神道设教”、假手天意，也会对士气从而战争结局产生作用。新末著名的昆阳之战，汉末董卓韩遂之战，新、韩军所以失败，就因为当时正好有流星陨落营中，而这在军占书里属于大凶之兆，导致军心混乱不安，失去斗志。[33]正因为这样，汉代各种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很少有人不利用术数大做文章，宣扬己方上得天助，动摇敌方士气民心。从高祖斩蛇和五星聚于东井的神话，到刘秀的谶谣赤伏之符，再到张角“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天下太平，岁在甲子”之号召及其种种道术施为，这一现象贯穿有汉一代的全部军事史。战争进程中双方也总是利用术数耸动蛊惑人心，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做法，不仅可以收效于芸芸士卒，如东汉耿恭被困疏勒，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拜祷于井，水忽涌现，将士皆呼万岁，士气大振，而匈奴“以为神明，乃引去”[34]; 更可以吸引英雄豪杰投入麾下：汉初张耳就是因听从了术士甘公所说五星聚于秦分，刘邦必胜而项羽将败的说法而投汉，东汉初苏竟则以图谶、星象说服邓仲况和刘龚归顺光武。[35]有些高明的将领，充分利用敌之迷信，出奇制胜。东汉班超攻于阗，“其俗信巫”，班超出其不意杀死该国首席大巫师，于阗军民震动丧胆，立即开城投降。[36]汉初分封，高祖警告吴王刘濞：“若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焉？”[37]这个警告后来虽未起到作用，但刘邦试图以相术和占气之说抑制为人强悍的刘濞生出反心，用意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