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汉字文化》马叔骏 量词是表示计算单位的词，说得再细一点是：表示人、事物或动作行为单位的词。汉语拥有丰富的量词。论者公认丰富的量词是汉语的一大特点，特别是相对于印欧语系各语言，这一特点就更显得突出。早在1867年，英人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在《语言自迩集》中列举汉语量词多达65个，书中称它是“陪衬的字眼儿”，计有盏、张、阵、乘、剂、架、间、件、只、枝、轴、句、卷、炷、处、串、桩、床、方、封、幅、副、杆、根、个、棵、颗、口、股、块、管、捆、粒、领、面、把、包、本、匹、疋、篇、铺、所、扇、首、抬、担、刀、道、套、条、贴、顶、朵、垛、头、堵、堆、顿、座、尊、屋、位、文、眼等“字眼儿”。在外国人看来，这65个量词已经够多的了，然而，这并不是全部。所以，论者说“丰富的量词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一点也不为过。
汉语量词的丰富，同时表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
量的方面，汉语量词多，这表现在现在仍在使用的和历史上曾经使用的。前者数量大，如：
《铁马集》收入1931秋至1933年间创作诗四十首，其中包括《在前线》的四首，是诗人二十岁到二十二岁期间的作品。
(蓝棣之《梦家诗集・前言》)
可是在天坛里，有一处“小皇宫”却往往被人所忽略，这座“小皇宫”就是位于天坛西侧的“斋宫”。
(周简段《神州轶闻录・皇宫城阙》)
鲁迅在逝世前二十多天，写了他最后的一篇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那时，他正在一场大病之后……(徐铸成《报海旧闻・从“苏 报案”看清末的报界》)
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房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
(郁达夫《故都的秋》)
我包定的那只小船，在天空大把撒着雪子时已泊了岸，从桃源县沿河而上这已是第五个夜晚。(沈从文《鸭窠围的夜》)
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
(巴金《爱尔克的灯光》)
疯叔驮着他向后山爬去，找个背风的地方，笼起一堆火，把一个蛋，两穗青包米，或者是几个土豆扔进火里，烧得半生不熟的，爷儿俩就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起来，边吃边哈哈大笑。(张雅文、远方《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死不瞑目的疯子》)
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蒙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钱钟书《围城》一)
例一中的“首”，例二中的“处”“座”，例三中的“篇”“场”，例四中的“株”，例五中的“只”“把”，例六中的“条”“个”，例七中的“堆”“穗”，例八中的“层”，均为现代常用的量词。
后者数量相对少于前者，但总体数量也不是很少：
天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
(《汉书・枚乘传》)
汉王赐良金百溢（镒），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史记・留侯世家》）
南北盐均以四百斤为引，今权豪家多取至七百斤。(《续资治通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不稼不w，胡取禾三百廛兮?
(《诗经・魏风・伐檀》)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s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
（《左传・成公二年》）
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这一类多与古制度量衡等计量单位有关。例一中的“钧”，《考工记・栗氏》：“为量重一钧。”注：“重三十斤。”例二的“溢”，同“镒”，古衡名，《孟子・梁惠王》“虽万镒”注：“二十两为镒。”《国语》谓：“二十四两为镒。”例三“引”，元代衡名，多用以计盐，明制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例四“廛”(ｃｈáｎ)，本指一家之居，《说文》段注：“古者在野曰庐，在邑曰廛，各二亩半。”也解作“一亩半”，《伐檀》中多解作“捆”。例五的“乘”，音ｓｈèｎ溃春秋时代兵车一乘由四马驾车，《诗经・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也指一车四马配备甲士三人步卒十人，如本例。例六的“舍”，指军队每住宿一天所行的路程，约三十里，三舍指九十里。随着古今度量衡制的变易，这类量词多被今词代替，但有些仍在某些定型词语中使用，如“一发千钧”“退避三舍”等。
如果说数量多是汉语量词丰富的明显特征，那么，质的内涵深厚则更能体现汉语量词丰富性的特征。
通常人们习惯于将汉语量词分为名量词与动量词。名量词是表示人或事物单位的词；动量词是表示动作单位的词。名量词的数量多，是支撑汉语量词“量大”的主体，而其构成成分多来源于其他类词，特别是名词。有些语言著作将其列为名词的附类，也是基于此种考虑。
这类量词的特点有五。第一是与所联系(或修饰限制)的名词有密切的内在一致性。例如：
薛盐运使带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插嘴了。
(林语堂《红牡丹》一)
三奶奶瞧公婆要她自己领这孩子，一口闷气胀得肚子都渐渐大了，吃东西没胃口，四肢乏力。
(钱钟书《围城》四)
他悄悄伸手，在天寿的小脚板心上长长一搔。天寿身体一缩，吱的一声尖叫，格格地笑个不停……(凌力《梦断关河》第一卷八)
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半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张爱玲《流言・更衣记》)
例一量词“口”与所修饰的“口音”，例二量词“口”与所修饰的“闷气”，都是修饰与被修饰之间有内在联系的：“口音”由“口”说，“闷气”由口出(或不出)。例三量词“声”与被修饰说明的“尖叫”，例四量词“顶”与“瓜皮帽”，同样是有内在一致联系的：“尖叫”要有“声”，“瓜皮帽”要戴在“头”顶。顺说一句，有此种特点的还包括借用动作进行的工具、器官表示动作行为量的动量词：
辛楣桌下踢鸿渐一脚，嘴里胡扯一阵，总算双方没有吵起来。(钱钟书《围城》五)
他眼睛盯住天寿，脸上陡然布满严霜，回眸扫了戏团头一眼，才把火气硬压下去。
(凌力《梦断关河》第一卷三)
孩子没吭声……拿起一只橘子瞧瞧，上去就咬一口，酸涩得他紧起小黑鼻子，半天没合上嘴。(张雅文、远方《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发生在小屋里的悲剧》）
例一中的“踢”“一脚”，“一脚”是计“踢”的量，“脚”不是“踢”的对象，是用来“踢”的工具。例二中的“扫了”“一眼”，“一眼”是计“扫”的量，“眼”不是“扫”的对象，是用来计“扫”的。例三中的“咬”“一口”，“一口”是“咬”的量，也不是“咬”的对象，是用来做“咬”的工具。上三例中的“脚”、“眼”“口”是“工具”，都属于身体的组成部分，纯“工具”的如“砍一刀”、“剁一斧子”中的“刀”“斧”。这里要提及的是多数这类量词是和数词组合在一起计量的：
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魏书・孝静帝纪》)
虽然如此，我输了理可不输气，输了气可不输嘴，且翻打他一耙，倒问他。
(《儿女英雄传》第十八回)
例中“殴”“三拳”，“翻打”“一耙”，“拳”“耙”前均有数词。这和“插一嘴”、“摔一跤”不同：“插一嘴”、“摔一跤”可作“插嘴”、“摔跤”，“殴三拳”、“翻打一耙”不作“殴拳”、“打耙”，前例“踢一脚”、“扫一眼”、“咬一口”也均不能省去量词前的数词。
第二是量词凸显其所限制、说明的名词所表事物的某一特点：
一尾清炖鲫鱼，一壶“陈绍”，其实也算不得放纵无度的享用。(叶圣陶《城中・前途》)
那峰骆驼站的地方很高，目标也很大。
(朋斯克《千里姻缘》)
彼得的心只是一张补不好的破网，没有话能够沾上他的翅膀。(《梦家诗选・告诉文黛》)
它的树干横向生长，伸出地面十多米，树冠如龙头，远看活像一条昂首的巨龙，欲乘风而去。
(周简段《神州轶闻录・京华古树纵横谈》)
郭祥立刻调过两挺轻机枪，对着红火舌射击。(魏巍《东方》第九章)
例一以“尾”计“鱼”，计量之外又活现鱼儿摆尾游弋的样子。例二以“峰”计“驼”，计量之外又凸显驼峰高起的形象。例三以“张”计“网”，计量之外又彰显张网的动作。例四以“条”计“龙”，计量之外又尽现龙之长条身态。例五以“挺”计“机枪”，计量之外又尽展机枪挺立支架上的雄姿。
这一特点并不限于外在的，也包括内在的，即量词对所修饰、说明的对象的外部形象之外的特点的联系。例如：
贫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寻几味野蔬。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八)
到娘娘庙，她求了个神方：一点香灰之外还有两三味草药。(老舍《骆驼祥子》九)
例中的“味”，且不论其是否与“味”的本义有无直接的联系，单就现在的常用义与“野蔬”、“草药”连在一起，量词与它所修饰的对象就有内在的关联：菜和药都是品“味”的。又如：
每个佛身是用金、银、铜、铁、锡铸成，神态各异，细观之，还可以辨别出是哪一尊罗汉。 (周简段《神州轶闻录・雍和宫里的罗汉山》)
土城上一个又一个土牛，土牛间安置着一尊又一尊火炮，火炮边一群又一群努力操练的兵勇，都飞快地从他们身边闪过去。 (凌力《梦断关河》第三卷六)
“尊”本酒器，引申形容高、敬。上例中“尊”不论与本义有无关联，作量词多用指神佛之像，一座为一尊。又扩大用指火炮，火炮雄踞仿佛威严坐佛。这是量词“尊”与高贵、威严义的内在联系。神佛像称尊，扩大为人像也可用“尊”：
龛中各有人像一尊，手中各持种种乐器作吹奏式。(郭沫若《女神之再生》)
至于以“尊”代“樽”如杜甫《春日怀李白》中的“何时一尊酒”则当别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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