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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浪读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商鞅的变法也是在制造这种疾病，而且异乎寻常的成功。《史记》中对此有很含蓄的记载[注29] ，说商鞅变法初年，上访声称新法不便的老百姓数以千计，在强制执行新法后，按部就班过了十年，秦国百姓开始对这法产生了好感，当年诋毁这部法的，在十年后纷纷到首都去夸赞这部法的优秀。
人所共知，商鞅的新法非常苛刻，动辄便大刑伺候；同时又引导性地给以恩惠，如拜爵获赏等；用户籍管理，禁止旅店营业的办法将人口锁定在固有的生活区域，既不能逃逸，又无法拒绝官府单向给出的信息。这些条件恰恰够得上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而从秦国百姓的行为上判断，正是感染了这种疾病且症状表现得很典型。
弗洛伊德曾说，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医学、社会学并没有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做出概念性的描述，但是古中国的政论家、社会学家对于这一病征的制造却不是一无所知。法家理论中的“重刑薄赏”，一些权术论述中所谈及的“恩威并施”，都是对人这种心理疾病进行的有效运用。
从经济角度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发现这是个比较成本的问题，即对抗施害者的生存成本无限高，而顺从施害者的生存成本偏低，甚至能得到些额外的收获。作为生物体本能的求生意识就会做出最经济的选择：顺从施害者并选择站到施害者的立场中去。在受害者脱离施害者后，一定时间内，心理行为的惯性仍然延续着曾经的经济意识，于是就产生了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这种扭曲的经济意识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淡化。当然，因个体差异，也有极个别的特例，在脱离了受害环境后表现了剧烈的不适感使其走上极端，如王国维[注30] 的自杀。
● 与暴政无关
抛除人道因素考虑，利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于维护政权统治是非常有效的，而造就这种病症必然要施加暴力。法律与刑罚，是这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暴政并不是维护统治的天敌，反而是有效的工具。联系到秦帝国以法家思想为内核的立国之本，若仅从暴政不暴政的角度讨论政权稳固与否的问题，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相反的：因暴力施加不足而导致社会对威胁感体会得不够强烈，于是才有了颠覆政权的愿望。
换句话说，秦帝国的衰亡与暴政无关。因为“暴政亡秦”这种说法的逻辑基石根本就不存在，那么构筑在其之上的一切说法，必然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站不住脚。换言之，只要立足于科学视角，以暴政作为切入点来探寻秦帝国的衰亡原因，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因此，若要探寻秦的衰亡真相，只能另辟蹊径，重新从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
短命的秦帝国只经历了十五个春秋即宣告寿终正寝，这是所有人都未曾料到的结局。尽管秦帝国终结得如此迅速，可它的灵魂却是巡睃在华夏大地上永不消散，这不生不灭的状态正符合一句佛语：涅。那么这涅后的帝国为后世留下了些什么？
● 无知者无畏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烽烟四起，到处有人“起义”，所有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不外如是。我们姑且暂时先不去预设起义的原因，转而先去考虑到底是些什么人参与了武装反政府组织，又是谁在试图颠覆秦政权。
陈胜、吴广，出身佃农，是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不甘心在被食利阶层终老，一直在试图寻找着跻身更高阶层的机会。倘若早出生个三四十年，尚可赶上秦征战六国。及早到秦国参军，尚可凭借健康的体格搏一搏军功，以期获得爵位和封赏，使自己所处阶层有所提高。而秦一统天下之后，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固化，这个群体的人几乎永远不会再有阶层跃迁的机会了，这是他们痛苦的根本。
从他们揭竿起义前的酝酿中可知，他们造反的政治旗号非常可笑，是假借了公子扶苏和项燕名义[注31] 。殊不知，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政治立场完全不同。强行将这两个人的名头捏合到一起做政治旗号，着实太过不伦不类。对此，除去无知者无畏外，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形容。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陈吴二人只听过这两个政治人物的名字，而对其他为政者几乎一无所知。
好在公子扶苏和项燕已死，死人不能复生，不能出来和他们对质，这使得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在历史记载中，不曾看到陈、吴二人有何政治目标或政治理想，从他们造反的出发点不难看出，他们对推翻大秦帝国的统治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念和意志，至多只想在其中捞一笔利益供个人享受而已。倘若条件合适，利益足够，哪怕做山贼土匪，他们也会欣然前往，趋之若鹜。至于他们筹备谋反的举措如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则均属鸡鸣狗盗，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
说到底，自比天鹅、大雁的陈胜，无非是个惟恐天下不乱的文盲加流氓而已，其日后称王时对待故交的态度[注32] ，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时的他，早已将年轻时“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忘在了脑后。
然而正是这文盲加流氓，却撕开了秦帝国华丽却藏满虱蚤的长袍，撰写了王朝更替的历史扉页。
客观地说，大泽乡的叛军与当时天降大雨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对于陈胜、吴广二人来说，天降大雨赶不上工期只是个借口，更是个条件。即便没有这场雨，他们也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创造必要的条件来滋生出其他的事端。只是他们恰逢秦帝国最高政权更替，政局不稳的情况下起兵，才有机会被载入史册。若是政局稳定，一群乌合之众的武装力量，短时间内就会被政府武装直接镇压下去，几乎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秦末这段动荡时期里出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者，有相当一部分类似于陈胜、吴广这样的平民或小吏，他们都属于被食利阶层，典型的如武臣[注33] 、韩广[注34] 、刘邦[注35] 等人。他们均是无法从政治体制内获得养分的人，更没有谋求阶层跃迁的途径。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而又不满于现状，在特定的时期里，他们就会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生力军。
● 寻求事业的发展是主流的想法
这里我们似乎触及了些历史的实质：比起条件艰苦环境残酷，人们似乎更惧怕没有希望。秦帝国的一统华夏，使得神州大地上再无大规模战事发生，军国制度的骤然停摆，断绝了无数人试图以军功封侯拜爵的梦想。
通过军功晋升的这条快捷通道被堵死，而又无其他晋升通道，这使得被食利阶层试图在体制内寻求社会阶层跃迁的机会大约为零。被忽视的晋升需求在体制内得不到满足，被食利阶层就会寻找体制外解决的办法，自己创造出社会阶层跃迁和利益再分配的机会。毫无疑问，用武力解决此类问题往往直接有效，因此，在适宜的条件下，被食利阶层所参与的武装暴动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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