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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核心提示：均输、平准。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轨道。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汉武帝时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汉前期迥然不同。这种强化官营，限制、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初以来腾跃发展的商品经济，落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富商大贾和商业资本一度明显衰退。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他们拥有的訾财、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杜绝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有其自身发展规律，但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政策对它有着很大影响。两汉四百余年中，由于国家工商政策的递变，使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里拟就西汉前期、武帝至西汉末和东汉几个阶段，分别做些粗略论述。
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扫除烦苛，与民休息”。①当时，在认定工商与农皆“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道理时，“无为而治”被认为是最好的指导思想。因此，西汉前期在扭转“百业萧条”局面的过程中，对工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优惠的政策。
（一）“弛商贾之律”。刘邦即位之初，曾颁布“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当政时，以“天下初定”为由，断然下诏“复弛商贾之律”。②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弛山泽之禁”，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①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吕后在位期间，虽然一度对盐铁私营有过“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纵民冶铁、煮盐”，②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这种大规模的纵民冶煮，使工商主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通关去塞”，任民周流。汉初，“除苛解娆，宽大爱人……通关去塞”。④为便利往返商旅，曾采取措施，“开关梁”，疏通关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诏：“除关，无用传”，⑤即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景帝时虽曾考虑到“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以利商贾。
（四）开放关市。“边塞开斥，与民无禁”，⑥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当时“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和南越也有“关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铁器，其他关市贸易照常进行。通关市，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贸易提供了条件，也有助于汉族商贾出关经商，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流。
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汉的统一，特别是当时的惠商政策，使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派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
首先一个表现是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很多。司马迁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轺车、牛车、漆器、铜器、素木铁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蘖曲盐豉、鲐、觜、鲰、鲍、枣、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还有犀、玳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举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几乎皆有。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营业额也甚大，动辄以千数。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贾、中介商（节阻侩），还有不少贩运商、囤积商等。市场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再一突出表现是商业城市繁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形成了不少商业城市。其中京师长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城内除m殿区外，有商业区、手工业作坊等。设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③每个市有各种店铺，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都，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④各个市场都设有“市长”或“市令”，负责“察商贾货财贸易之事”。①协助市令、市长具体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啬夫”，他们分管登记市籍，征收商税，检查物价、度量衡，维持治安等。除京师长安外，地区性的商业城市还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为天下名都”。②如洛阳，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楚梁”。③临淄是东方的经济中心，齐地所产的鱼、盐、漆、帛，特别是丝织品通过此地畅销全国。早在战国之时，就有人口10万户，“市租千金”，④此时进一步得到发展。商业城市的发展，为商贾追逐“货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动条件。
西汉前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当时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营。他们靠经营冶铁、煮盐等，“财累万金”。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之刁间，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⑤蜀的卓氏、程郑，南阳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而富至巨万，腰缠万贯的。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后来，“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积粮食，成为巨万富翁。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⑦无盐氏是一个“其息十倍”、“富埒关中”①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重点介绍的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身。他们所获的利润相当丰厚，“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②所谓“息”，就是利润，“率”即通常、一般之意，“岁万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万资本投入经营，则每年可收利息二十万。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货币经济在西汉前期也相当活跃，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很广。用于财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征实物外，其他如算赋、口钱、更赋、訾算等几乎全是收敛铜钱；而用于财政支出方面，诸如军费、官俸等也主要是铜钱，赏赐则多用黄金。金属货币不仅广泛使用于国家财政收支，用于劳务报酬、公私借贷，而且更大量用于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计价。在频繁的商品交换中，货币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等无不随着变化，而受冲击最大的是广大农村。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严重，“背本趋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得他们只好“卖田宅，鬻子孙”，到处流亡。③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当时“背本趋末，浮食者众”。④他们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由此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一度富庶的表现，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黄老之学”已难于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了。当时，“征伐四夷，国用不足”，长期的战争，加之自然灾害，使国家财政陷于极端窘困地步。所谓“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县官大空”，“无以尽赡”。但另一方面，则“商贾滋众”，富商大贾的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乘上所急，所卖必倍”；或“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他们不仅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经济命脉，甚至俨然成了一股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对当时的工商业部门，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政策。
（一）盐铁、酒类专卖。过去对盐铁实行包商制，听任民间开发，实际上多为豪商大家所经营。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便调整政策，由私营改为官营。当时规定：“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①在大司农下设盐铁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和产品的运销，以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实行酒类官酿、专卖。这些官营政策的实行，基本上达到了既“排富商大贾”，又收“盐铁之利”的目的。
（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此外，商贾的轺车、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和豪富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财”，“终莫分财佐县官”③，对政府政策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态度。于是汉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使得中产以上商贾大都破产，而政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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