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史学月刊》 乡啬夫是豪民争仕的又一职务。乡啬夫虽贱为斗食，但掌握一乡的徭役摊派、赋税征收、监督户口等大权，直接决定着管内民户的命运，声威有时远在守令之上，如爰延任陈留外黄乡啬夫，“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注：《汉书・爰延传》。）。乡啬夫还可迁为郡县属吏，经察举等途径成为国家正式命官，如鲍宣初为渤海高城县乡啬夫，“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注：《汉书・鲍宣传》。）。一代名臣张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注：《汉书・张敞传》。）。其余如朱邑、第五伦、爰延、郑玄、郑宏等，均由乡啬夫起家。豪民从政，除赀选、察选及买爵贩官而外，也往往把啬夫作为仕进的跳板。他们从乡里政权入手，再出仕郡县右职，进而和士大夫集团结为一体，构筑起牢固的地方权力格局。我们从《隶释》所见碑文可知，东汉时期，郡县掾史基本为“乡里著姓”、“右姓”所把持，掾史的任用权在制度上职在郡守，而“三互法”却使郡县功曹成为实权人物，汝南太守“主画诺”，南阳太守“但坐啸”（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的谣言就一语破的。在此条件下，士族――豪民一体化的局面基本形成，仕进的途径虽然扩大，但仕进的覆盖范围却日趋狭窄，如山阳湖陆人度尚“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注：《后汉书・度尚传》。），而《续汉书》却说“尚少丧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书》，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注：《八家后汉书辑注》。），则知他“不为乡里所推举”的根本原因乃“家贫”，而非“不修学行”。
第二，经济上间接左右乡里政权。
豪民在乡里的影响更以侵陵小民、广占田园、放债畜奴为烈，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师丹等人的“限田限奴议”都是针对豪富吏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注：《汉书・哀帝纪》。）而发；王莽的“王田私属”制也在官贵豪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宣告破产；刘秀“度田”失败后，占田无限，更使得“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问题愈演愈烈。
豪民拥有雄厚的财力，因在乡里气指颐使、偷税抗税、辜榷奸利、大放私债，间接地左右着汉代的乡里政权。“辜榷”即垄断商品交易，“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注：《盐铁论・禁耕》。），《后汉书・孝灵帝纪》引《前书音义》曰：“辜，障也。榷，专也。谓障余人卖买而自取其利。”班固称这种行为是“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注：《汉书・货殖传》。）。豪民辜榷由来已久，灵帝光和四年置*[马+]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而“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东汉初汝南太守邓晨任许杨为都水掾，使修复鸿S旧陂，“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竟欲辜较在所”，又以许杨拒斥而诬其受贿，险使工程毁于一旦。为此，东汉政府屡诏郡国，不令长吏“优饶豪右”，“得固其利”，态度强硬，措辞严厉，但收效甚微，以致豪右往往利用贫民避役典卖家资之机，或政府“假民公田”之时，勾结官府，“得其饶利”。
豪民私债是汉代社会危害小农经济的祸根之一，也是豪民役使贫民甚至支配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它在汉代的演变一是自杨可告缗后开始与权贵地主结合；二是抵押借贷沉渣泛起；三是对社会的危害性日益突出（注：参见拙文《汉代豪民私债考评》，载《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豪民放贷还不止于“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5页。），它的另一伴生行为就是“豪杰役使”，声威凌驾官府。史载西汉成、哀间成都罗裒因重贿外戚王根、宠臣淳于长，故“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注：《汉书・货殖传》。）；权贵之家竟“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注：《汉书・谷永传》。）。豪民乘财役使，令“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注：《后汉书・桓谭传》。），畜长出身的卜式也坦言“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注：《史记・平准书》。）。正因私债的盛行，才使豪民得以对负债的农民超经济役使，比之乡官里吏，声威权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使“忧私债”成为广大乡村愁苦不堪的心理负担。
从政治地位上划分，豪民无任何封建特权可言，本来，汉代的赋税制度与商品价格已经对豪民极为有利，但他们还是想方设法转嫁负担，通过种种手段偷税抗税，寻求法外特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具体负责赋税征收的乡官里吏狼狈勾结，或以财凌权。如“（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注：《汉书・何武传》。），即属典型的抗税事例。刘秀欲行度田，而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上府责之县，县责之乡，为虚报垦田数字，又要“优饶豪右”，遂侵刻赢弱，竟将“庐屋里落”计为民田；和帝永元五年诏书指出：郡国每向朝廷呈报贫民户口人数，常把“衣履釜*[+臼+鬲的下部]”（注：《后汉书・孝和帝纪》。）计为民赀。凡此种种，无非豪民与官府沆瀣一气，偷逃税役。对此，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揭露：“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注：《盐铁论・未通》。）豪民偷税抗税，乡里又要应对上计，只好刻急细民，使“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从而使流民问题恶性循环。加以“乡部私求”，“因公生奸”（注：分见《汉书・贡禹传》、《后汉书・孝安帝纪》。），“发求民间，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注：《后汉书・循吏列传》。），正所谓“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戚吏正者之愁也”（注：《盐铁论・取下》。）。
第三，社会上实际凌驾乡里政权。
司马迁在生动描绘汉初商品经济活跃发展的生动景观后，概括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是说在封建专制社会，财力是仅次于权力的支配力量。豪民尽管无权，但财势凌人，在社会上宗族势盛、财大气粗、奴仆宾客成群、坐享威福，崔痛心疾首地针砭曰：“上家累巨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注：崔：《政论》。）武帝世，灌夫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宣帝朝，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宁成更是“使民威重于郡守”（注：《汉书・酷吏传》。），乡官里吏自然“畏惮”，而不敢“笃责”。由此可见，豪民何止“渔食闾里”，其权势或可与乡里政权并重，或高高凌驾于乡里政权之上。
三
乡里是汉政权依赖的重要基础，一乡一里的治乱尽管不至于对政局产生太大影响，但乡里治理的整体水平却直接关系到民生的安康或动荡，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治乱。秦末征发闾左服徭役，成为引发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依王子今、张汉东等学者考证，“闾左”即“里佐”，乃里正之副（注：参见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汉东：《闾左新解》，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未定稿》1984年第27期。）。秦二世对闾左的征发，直接动摇了基层乡里政权的支柱，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的土崩瓦解。
在汉初社会，作为政府异己势力的游侠一度颇盛，同时也是豪民阶层异军突起之时。豪民同汉王朝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从实现社会安定，维护封建秩序的角度论之，却始终是王朝政治的对立因素。因为豪民势力的壮大，不仅瓦解小农经济，腐蚀社会政治，破坏封建法治，败坏社会风俗，而且其影响还远远超越乡里范围，豪民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结党谋反，或武装对抗，从一种王朝政治的潜在威胁质变为公开的分裂力量。
武帝算缗以前，豪民阶层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生产性投资也局限于开矿、冶铁、煮盐、铸钱等部门，兼并土地的问题尚不突出，故有“未有并兼之害”的说法。在此条件下，豪民对乡里的影响更多的是间接性的商品冲击、高利贷敲榨和人身役使，把小农直接扫地出门者寡，故这一时期流民问题并不突出。而且，汉初以来的“三选七迁”，通过对关东地区豪民势力的阶段性扫荡，也使豪民对社会的危害不致演成大患。但武帝对工虞商贾不加分别的毁灭性打击政策，虽使豪民在一定时期销声匿迹，但其消极影响也不能低估，所谓“民无所牟大利则返本”，“民偷甘衣好食，不事畜藏之产业”（注：《史记・平准书》。），这一方面造成豪民消费投资的扩大，另一方面也使社会资金大量回流农村，使土地兼并、豪民役使等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豪民买通、权钱结合、对乡里政权的控制也步入一个新阶段，其势虽因宣帝的选用能臣良吏而暂时受到遏制，但这种结构性变化却终难扭转。
西汉建国以后，一直坚持把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迁至关中，置于诸陵。迁豪虽不损害其赀产财物，但却有效地翦断了他们在关东地区盘根错节的地缘联系，而且，徙至关中后，依法又不得族居（注：《谢承后汉书・郑弘传》云：“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载《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进一步割断了他们的宗亲血缘纽带，这不仅减轻了关东地区土地兼并的压力，同时也滞缓了豪民在关中地区乡里势力的形成。正如建武年间杜林所论：“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削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注：《东观汉记校注・杜林传》第14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页。）而元帝放弃迁豪不久，即出现“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注：《汉书・陈汤传》。）的严重局面，乡里政权排解纠纷、组织生产、赈灾扶贫等行政职能丧失殆尽，农民破产流亡的势态一发而不可收。
早在汉初，豪民为结党营私，扩大势力范围，即“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注：《贾谊集・时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宣、元以后，“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注：《汉书・赵广汉传》。）更为普遍，或“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注：《汉书・何并传》。）；或“通邪结党，挟养奸轨……并兼役使，侵渔小民”。显而易见，元帝之所谓“宽政”，不仅助长了宗族势力的强盛，而且“三互”之行，又使地方长吏往往受制于小吏豪民，地方大姓、乡里豪民把持或左右乡里甚至郡县政权的格局逐渐形成。对此，崔作《政论》评说：“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注：《后汉书・崔传附崔传》。）
当然，我们将豪民规定为一个社会阶层仅仅是就其基本特征来划分的，如果从整个社会阶级关系变动的宏观角度观察，豪民实际上是一个界于官民之间不断流变的地方阶层，它既能破落为一般民户甚至取庸为奴，又能通过各种途径为官，尤其是一些拥有前代名门望族渊源的豪民，或因时际遇而显赫一时的官宦后裔，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其上升趋势来说，汉代豪民的最终归宿是逐渐同官宦之家合流，进而演变为以大地产为基础的门阀世族，如南阳樊氏即是一典型例证。但这只是一种趋势，一种整体动态，而非一个个具体个案的累加。在豪民向官宦士大夫转化的历程中，两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为其提供了一次天赐良机。在反莽斗争中，先有钜鹿著姓马适求（注：马适氏为钜鹿著姓，见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受牵株连的“郡国豪杰数千人”（注：《汉书・王莽传》。）；后有刘氏宗族、州郡长吏、地方大族四处并起，从而促成了豪民与士大夫集团的合流。其中许多家族历久不衰，成为魏晋门阀世族的前身。刘秀度田失败后，东汉政府基本放弃了遏制和打击豪民势力的措施，西汉以来豪民与官府势不两立的历史不再重演。东汉中后期，随着官宦士大夫的门阀化，新生的豪民地主就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了，阀阅功劳、门第族望已成为选官的主要依据，势族、单门之间的界限虽不似魏晋以后泾渭分明，但已成为社会上评定人物的标准。所谓“选士而论族姓阀阅”（注：仲长统：《昌言》。），“贡荐则必阀阅在前”（注：王符：《潜夫论・交际》。）。赵壹有感于此，作《刺世疾邪赋》曰：“法禁屈挠于执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注：《后汉书・文苑列传》。），可谓入木三分。
在此条件下，豪民的政治空间又被挤压到地方乃至乡里，他们的政治出路尽管渺茫，但势力仍然炙手可热。他们广占田园，役使成百上千的徒附和奴婢，宗亲宾客一身二任，组成半公开性质的私兵。对这些遍布全国的“土豪劣绅”，不仅庶民百姓畏之如虎，乡官里吏避之不及，就是州郡长吏也惧其三分。他们在支持刘氏政权时，无疑是汉代“专制政治的基础”，而豪民势力所固有的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最后成为汉末军阀架空朝廷、火并厮杀所依赖的基本社会力量。
作者：王彦辉 原题：《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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