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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这份“先令券书”按法定程序建立，由县乡三老和乡里基层官吏主持，有亲属、邻里参与，因而具有法律效力。该“先令”云户主朱凌先后有三个丈夫，共生有三男公文、真、方和三女以君、弱君、仙君。公文十五岁时即“自出为姓”――大约是入赘女方，和家中素无经济往来；其余二子真、方均“自为产业”即单独立户；三个女儿已经出嫁，但“贫无产业”，朱凌乃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波（陂）田一处分予仙君”。后公文犯罪家贫，弱君、仙君把分得的土地还回给母亲，“让于公文”。朱凌遂将“稻田二处、桑田二处”分给公文并约定“公文不得卖于他人”。这说明户主朱凌生前与其子女是分居的，朱凌有财产处分权，其子、女均有财产继承权；土地分予子女之后，子女有权出卖土地。券书之所以约定“公文不得卖于他人”是因为公文自十五岁“出为姓”后与母亲、兄妹一直没有往来，与其母亲兄妹已不是一个家庭，本来没有土地继承权，在其犯罪家贫无以为生的情况下，按照《户律》“子谒归户，许之”（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9页。）的规定才回到母亲家，其获得的“稻田二处、桑田二处”这本是其姐妹的土地，属于非正常继承，具有临时济贫性质，故约定“不得卖于他人”。若是正常继承则有完全的买卖权。当然，因为农民的土地均受自于官府，买卖要有相应的规范与程序。
关于土地买卖、转让的条件，汉律也有着明确的规定。《户律》：
受田宅，予人若卖田宅，不得更授。
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7页。）
农民可以把所受田宅赠人和买卖，但不能重新授田；买卖土地要由基层官吏办理相关手续，乡啬夫、田啬夫等主管小吏拖延不办则受罚，说明国家对土地买卖的保护和支持。当然，这些主管官吏不仅仅是办个手续那么简单，他们还要审查土地买卖是否合法。《户律》云：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毋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室舍。
孙为户，与大父母居，养之不善，令孙且外居，令大父母居其室，食其田，使其奴婢，毋贸卖。孙死，其母而代为户。令毋敢遂（逐）夫父母及入赘，及道外取其子财。（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77、178页。）
《置后律》有云：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毋子，其夫而代为户。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赘。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户。（注：《张家山汉墓竹简》，第185页。）
上举律文说明对土地买卖有两点限制：第一，除现任官吏外，购买住宅必须符合身份等级要求，现有住宅没有达到等级标准的，可以买足，但不得超过。第二，只有户主拥有田宅的全部处置权。律文列举了两种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上举《户律》规定，孙为户主，因为不尽或者没有完全尽到赡养祖父母的义务而被责令出户居住，其祖父母对其土地财产只有使用权而不能“贸卖”；子死，其母代为户主后，也不得驱逐其公婆、不得招夫，不得以其他方式转移财产。《置后律》规定，寡妇为“后”而无子，其夫代为户主；其夫兄弟姐妹及其子女虽然与其夫同居共财，都是同一家庭成员，但无权买卖土地。这既保护了户主的财产处分权，又照顾到继承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说明汉代既保护土地私有权，同时，规范土地买卖，使土地买卖秩序化。
清楚了上述土地制度及土地政策之后，就可以进一步理解汉初土地兼并的发展特别是商人地主兴起的原因了。由于按等级占田，大大小小的军功地主可以凭借其政治经济特权巧取豪夺庶民的土地，如萧何强买民田，虽然是为了消除刘邦的怀疑，但正说明此类事件的普遍。由于只限制购买住宅而不限制购买土地，那些隶名市籍的商人自然因其富厚大肆购买土地，改变其社会地位。而在授田过程中，那些有商品意识或者有其他技能的“庶人”则选择山川林泽以经营经济作物，从事畜牧业、或者矿冶业而成为富甲一方的工商业主，转而兼并农民。农民从政府所获得的土地难以长久维持而迅速地破产。董仲舒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正是这一历史图景的真实写照，而个体农民的迅速破产和田税征收方式又有着直接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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