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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1989年3月我在澳洲应Phd.Mable Lee的邀请，曾有机会在悉尼大学一个中国问题系列论坛上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点就是从关羽何以为“义神”，谈到“义”在中国伦理中具有多重组合功能，如“仁义”、“忠义”、“信义”、“情义”、“孝义”、“节义”、“恩义”、“义勇”等等。而组合功能的取得，应当与使用频率与社会范围成正比。古今学者讨论“义”或者“正义”的论说亦伙矣，但多由典籍引论，概念推衍，鲜见从社会文化角度立论者。这里仅就宋代江湖社会的形成，与“义”使用概念和空间的延展试为申说，并求教正。
传统的“五伦”中，唯有“义”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变迁形成的公共空间。“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现代”以来，已滥用斯极。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阅竟有80万5千条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电子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著论文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
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还原到宋代，“江湖” 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後。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邓子琴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1]
“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发展的天然指标，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馈作用，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试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著名比喻是：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C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2]
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自然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的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
由此引申的意义，则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後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新唐书・文学传》“天宝後，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江湖”之第三义则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则知范蠡变名易姓之所在，本不习于礼义，而擅鱼盐矿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注意力集中于抓商机，而不必看上司脸色。
宋人周淙撰《乾道临安志》卷第二言：
“吴地，古扬州之境也。……《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吴郡余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国史・地理志・总叙》：两浙路以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 [3]
此处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与治贾善生，鬼神淫祀。虽引前人之说，亦为时人自道。可知漕运及水上贸易大兴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渊源。“江湖”究指何所，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我曾提出：
“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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