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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农作物与农耕文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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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邻 發表於 2010-10-11 11:0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来源: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二 裴李岗时期农耕文明的特点

    由于黄河流域广泛覆盖着肥沃、深厚的黄土,但雨量相对较少,在这里发展了以种植粟、黍等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气候温暖、无霜期长,水源充足,雨量充沛,在这里发展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24]同时,在新石器时代,黄淮地区形成是粟稻交汇的过渡地带。[25]考古发现的裴李岗作物遗存不仅有黄河流域的粟、稷,也有淮河流域的稻,也说明在新石器早时期,我国已经初步形成“南稻北粟”及“粟稻交错”分布的格局。
    一般来说,农业生产工具种类和形式与其作用的农作物的种植、收获特点有关,也反映了裴李岗农作物分布状况。裴李岗文化中出工大量的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和粮食加工工具,详细情况见表一。据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裴李岗、沙窝李、莪沟、铁生沟、马良沟5处遗址的初步统计, 这类工具发现有石镰37件,石刀4件,石磨盘80件,石磨棒42件。[26]裴李岗文化中出土数量众多的石磨盘和磨棒是谷物加工工具,证明当时已有丰富的谷物加工。在裴李岗文化中,发现这些收割和加工工具之所以能制作得如此精细,并占有较大分量,说明这些农业工具是在长期采集经济的制造、使用中优先发展而来的。正是由于采集和谷物加工工具的进步和作用,人们从事采集活动的收获量的不断增大,对谷物加工技术的进步使植物籽粒更适于人们的胃口,才使得先民们越发看重栽培这些植物对自己谋生的重要性。[27]
    与此同时,在贾湖遗址与这些水稻标本共出土的工具类器物中,农业生产工具共计260余件,[28]其中既有与裴李岗等遗址相同的两端舌形刃石铲,也有较大型的有肩石铲,还有个别类似河姆渡的骨铲,还有大量石斧,以及收割用的齿刃石镰,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29]朱乃诚先生对贾湖出土农业工具,进一步的解释:“贾湖遗址属于原始稻作农业,但生产工具却与粟作相同。也许是表明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原始农业工具有相同的特点,也许是反映了贾湖类型分布区域的淮河上游地区在当时可能是原始稻作与粟作农业进行交汇地区。只是粟作农业遗存尚未发现。[30]
    农业出现与文明起源的关系至为重要,我国古代文明是随着农耕的发展而逐渐兴旺起来的。黄河流域不但土壤肥沃,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是原始农业生产的适宜土壤。因而,处于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时期也成为我国古代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从生产工具和发现的农作物遗存分析,在郑州附近的裴李岗文化中心分布区以粟作农业为主,而在淮河上游的舞阳一带则是稻作农业区,虽然粟稻混作的遗址目前尚未发现,[31]但是已经初步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
然而,裴李岗时期虽然已经产生农耕文明,但还处在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时的采集渔猎经济,在全部裴李岗人的生产活动中,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贾湖遗址出土生产工具中,农具仅占25.4%,而狩猎工具则占49.5%,捕捞工具占25.1%。[32]同时,裴李岗的农业聚落遗址发现还不多,面积也较小,文化内涵亦不甚丰富。这也更加说明裴李岗时期的农业耕作发展规模有限,农业文化并不很发展,表明当时社会应处于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比较落后的状态。[33]而原始农业的发展为裴李岗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裴李岗文化应是厚重的中原文明、以至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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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育彬:《河南考古五十年回眸》,《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
[3]钱耀鹏:《略论中国史前农业的发展及其特点》,《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
[5]刘军社:《黄河流域史前粟作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董光忠:《本校与山西图书馆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发掘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之经过》,《师大月刊》,1933年第3期。
[7]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8]王吉怀:《新郑沙窝李遗址发现炭化粟粒》,《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9]吴梓林:《古粟考》,《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10]张履鹏:《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李:《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
[12]王星光张新斌:《黄河与科技文明》,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年。
[13]杨东升:《论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农耕文化的形成及其地域差异的影响》,《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6期。
[14]王吉怀:《论黄河流域前期新石器文化的特征与时代特征》,《东南文化》,1999年第4期。
[15]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严文明:《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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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居中:《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水稻距今约八千年》,《中国文物报》,1993年l0月31日。
[18]陈报章等:《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炭化稻米的发现、形态学研究及意义》,《中国水稻科学》,1995年3期。
[19]王象坤等:《中国稻作起源研究中的新发现》,《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20]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2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新发现和新思考》,《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朱乃诚:《中国史前稻作农业概论》,《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2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23]张居中:《淮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的绚丽画卷一一舞阳贾湖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
[24]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25]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刘桂娥、向安强:《史前“南稻北粟”交错地带及其成因浅析》,《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26]王吉怀:《从裴李岗文化的生产工具看中原地区早期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27]王星光:《工具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28]杨肇清:《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29]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30]朱乃诚:《中国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31]许天申:《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一一河南古代农业研究之一》,《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
[32]赵世纲:《石磨盘、磨棒是谷物加工工具吗?》,《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
[33]李友谋:《中原地区原始农业发展状况及其意义》,《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宋爱平:《郑州地区史前至商周时期聚落形态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作者 贾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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