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武时代官僚群体之抑制心态

  来源: 学说连线

  内容摘要   在汉武时代官僚群体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背后，其实还存在着一种抑制心态。它由专制主义的强化和汉武帝本人的卡里斯马品质所生成，并对汉武时代乃至整个西汉后期政治产生很大的消解作用。而且，这种心态逐渐固化为一种“范型人格”，在古代中国长期延续，影响至今。
所谓心态，即一个社会在特定时代中所具有的共同的“群体无意识”的显现。换言之，就是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时代所展现的共同的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对于群体心态而言，尤其强调它是由一定的集体共同经历而构成的特性。汉武帝时代，往往被视为古代中国的盛世，开放、进取也就成为那个时期公认的社会心态。然而，在这种精神状态的背后，尚另有一种倾向于保守、调和、妥协、反对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顺从诚敬的意识。这可以说是一种抑制心态，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在文化心理上逐渐积淀为一种惰性，并占据了传统社会主流心态的地位。而汉武时代诚为其滥觞时期。

一

在皇权社会，官僚阶层行政能力的充分施展，势必会制约皇权的膨胀，对专制权力起到部分的消解作用。在汉初开放进取的积极心态下，面对官僚群体势力的抬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绝难忍受，因此，对官僚群体竭力加以控制，使其才能只能在皇权的监控下有限的展现成为必然。元封五年“求茂才异等”诏曰：“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①]”意即对那些才俊之士，必须善于驾御，扬其长，避其短，对“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②]。这说明，汉武帝对待其官僚群体问题的策略是在尽量小的影响官僚群体能力发挥的范围内最大加强皇权权威，逐步完善高度中央集权式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自从秦始皇初创始，其最大特点就充分显示出来：即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权力集中于专制君主一人)和不可转移性(皇权在本家族内世袭)，独裁和世袭构成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实质，对此提出异议的任何思想和行为必然受到专制权力的最严酷的打击。专制主义的这种暴戾特性正好应合了汉武帝极度膨胀的自私自利心理，所以在助长官僚群体(必削弱皇权)和压制官僚群体(必削弱统治)的两难路径上，他选择了高强度的专制，甚至表现出对专制的渴求，这是汉武帝创制制度、完善专制统治的最初始的心理动因。内朝、刺史制度以及大量以尊崇皇权为中心的法律制度的设立，都是贯穿着君尊臣抑的原则，使专制制度更加完善。
更有甚者，武帝把此原则发展到极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对官僚群体进行人格的黜辱，使其时刻处于卑下的阴影中，需仰视才见，不敢对皇权产生觊觎之想。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③]卫青贵为大将军，“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④]，以示困辱之意，高级官吏尚且如此，而那些次流官吏，如文史星历则“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养，倡优畜之”[⑤]。凡身在汉武帝治下者，不仅在精神上受到辱视，生命也大有朝不保夕之虑，“群臣虽素受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⑥]，至武帝晚年，“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⑦]。在武帝看来，“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⑧]!完全把官吏看作了为其无限效忠的工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官僚群体不得不对专制皇权噤若寒蝉。汲黯“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不但受到张汤、公孙弘的排挤，即使武帝“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⑨]。董仲舒为一代学宗，因解说灾异得忤，几近诛身，“竟不敢复言灾异”[⑩]；东方朔恢笑不已，深得武帝喜爱，但其直言切谏时，也不得不“时观察颜色”[11]。尽管官僚群体对专制皇权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其下场也足以令人寒心。公孙弘为相时，“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12]，然而，“自(李)蔡至(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公孙)贺、(刘)屈邮被狄晕马厩车库奴婢室矣”[13]。丞相地位日黜，以至公孙贺拜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长跪“不肯起，上(武帝)乃起去，(公孙)贺不得已拜”，叹曰：“从是殆矣”[14]，后果然族家。汉武12相，唯田虫分、公孙弘、石庆，田千秋得卒官，余则不是被免职，便是遭杀身之祸。汉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在汉武时代再也找寻不到昔日礼遇。丞相的遭遇即见官僚群体命运之一斑，其他则更有怵目惊心之处。汉武时代重要将领30人[15]，得善终者仅卫青、霍去病、韩安国、苏建、李息、张次公、赵食其、路博德8人，其中韩安国郁郁而终，卫青晚年朝不保夕，苏、李、张、赵、路皆曾受贬，唯苏建、李息、路博德再行起用，然官位不彰；竟只有韩千秋捐躯疆场，余则皆遭屠戮[16]。《史》、《汉》载酷吏11人[17]，仅杜周、赵禹、尹齐善终，余则皆自杀或诛身；而杜、赵尚遭贬黜。汉武周围侍问人员11人[18]，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不知所终，唯司马相如善终，余则终军死于南越，司马迁受刑，其他皆诛。唯儒士极力奉应专制皇权，得以显贵，除赵绾、王臧死于不得已外，见于史册者，并无悲惨见录。这大概与他们多为官地方，不居朝，远离专制权力的中心有关[19]。

二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加强了专制趋向，引起了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对于汉武官僚群体而言，他们要求自由无碍追求理想目标的动机就受到专制主义的阻碍，从而遭遇一种“挫折”情境，在心理上形成一种紧张、不安、焦虑的状态和情绪反应，即产生心理危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所有的人都是具有一些创造性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求追求他的归属，而造成他们自己的世界”[20]，这就是说，人生于世，必须经历一系列“自我认同”，实现自我价值的定位，无论是适应社会，被社会所塑造，还是反叛社会，企图改变社会。正是如此，坚持自己自然本心还是接纳专制主义，汉武官僚群体处于两难境地，从而表现为一种双趋式的动机冲突[21]。在专制主义的条件下，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高压控制，可以说，只有专制皇权即皇帝一人的“利”，单个个人“利”的追求必须要附丽于专制皇权，即使有开拓进取之心，也是为专制皇权添光增彩，自己则博取个功名。因此，在汉武官僚群体“荣华道路，立名当世”[22]的处世理念下，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趋附于专制皇权。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他们的嗜利趋富的自然本心，才能实现其人生价值。在他们看来，高度的权威是友善的、帮助性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专制权力的专横、暴虐压抑了人们的自然意识，剥夺了人们自由思想和行动的权力，其残酷性和操纵性为汉武官僚群体始料不及。从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受无理强加的专制权力的绝对支配，而对此的抗争的则意味着无情的镇压，因为专制权力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后盾，在其组织上又具有合法性，对于专制权力的挑战必然是现存统治秩序的挑战。这在汉武官僚群体的心理上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使其自然本心的流露不再淋漓酣畅，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其自然本心对社会政治的塑造。在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式的专制主义面前，受积极心态影响的汉武官僚群体所具有的积极进取、永不满足和孜孜以求变革的精神风貌固然正是应付“挫折”情境的良好态度，事实上，在“挫折”出现后，他们也立即作出应激反应，产生一系列的紧急心理防卫机制，但这些心理反应一定程度上促使汉武官僚群体人格加快异化，使之更加认同于专制权力，并呈现出一种趋慕心理，醇谨、奉迎之臣成为汉武官僚群体的一个突出现象。自然本心与附丽于专制权力的利益这一对双趋动机无法同时获取，他们最终认同了权威，屈服和尊从于专制权力。
而换一个角度看，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踞于权力顶峰的汉武帝，其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多疑和多变的性格，汉武官僚群体要想既能辅佐武帝建树卓越，同时又能避免杀身之祸，就要善于揣摸武帝的心理。一边是操有生死予夺之权、至高至尊的君主，一边是无生命财产保障、在苟且偷生下求富求贵的臣下，两者间微妙的关系就在于武帝既要利用其官僚群体又不信任他们，汉武官僚群体既要依靠武帝又畏恐他。在此种情形下，汉武官僚群体所面临的是两种可能不同的命运经历，一种是顺达，获取高官厚爵，得以善终；另一种则是相反，一生失意，甚至贬黜或及刑。这样，在对顺达的企求和对恶运的躲避上，他们同样也陷入困境，再度引发心理上的冲突，这就意味着汉武官僚群体选择专制主义在动机冲突上存在一种趋避式冲突[23]，而选择的结果则可能对汉武官僚群体随后的心态产生巨大影响。良好的效应鼓励和树立其信心，汉武官僚群体的文韬武略，功成于世即为千古传诵[24]，这一点也曾被汉武帝利用；而负面的效应则使其心怀忐忑，谨小慎微。在高度专制条件下，其负面效应当然是主要的，这就相当严重地加重了汉武官僚群体的屈从心态。不仅如此，汉武官僚群体在遭遇“挫折”情境后，其心理防卫机制主要是压抑机制，即汉武官僚群体的自然心态既然受到专制主义的抑制，若仍任自然本心发展，必然会产生更深的挫折和焦虑，他们为了避免再度的痛苦经历，一方面要防止引起挫折的思想、行为发生；另一方面也需要把经历过的挫折和焦虑加以压抑，以驱除出个人记忆和意识之外。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遗忘”，使在很多情况下，汉武官僚群体不能获得清晰具体的自我感觉，从而成为丧失了主见、趋附于权势的庸碌者。
这种君臣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关系，迫使臣下向君主阿谀、奉承，从而形成时时小心、处处提防、力避嫌疑、明哲保身、攀龙附凤的行为特征，也是应有之意。这种状况的日益发展，严重扭曲了汉武官僚群体的心理，人格逐渐发生异化。独立人格丧失，而代之的是依附性人格的形成。专制主义的发展，使其对官僚产生一种规定性的需求，即要求官僚及其后备军越来越趋向于对他们的政治行为作出一种可预期的标准，将其思想行为固定在可控制模式之中，从而形成依附性人格。从事理上说，官僚群体应具备经邦济国、经世济用的素质，必须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社。但实际上，专制皇权需要的却是唯唯诺诺的顺民、良民、唯君主之命是从的奴仆，不要能独立思考、有创造性的人才。在武帝强力控制下，官僚群体固然仍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专制权力对官僚要求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这一切说明汉武官僚群体的心态在外力的强压下发生扭转，自然天性的流露受到阻碍，表现为一种抑制心态，这种心态越来越偏离本我，成为汉武官僚群体的主流心态。

三

专制主义对汉武官僚群体抑制心态的生成，其作用主要是来自外部，而汉武帝本身所具有的“卡里斯马”品质则从人心理内部施加压力，使官僚群体无法抵御他的个人魅力，身不由己地处于抑制状态。“卡里斯马”一词最早出现在《新约・可林多后书》中，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赋予的天赋。马克斯・韦伯引伸、扩大了该词的涵义，用它来指具有神圣感召力的权威人物的非凡品格，如巫师、先知、劫猎头领、战争酋长、所谓的“专制”暴君等的超凡本领或神授能力。根据韦伯的经典说法，权威的合法性有三种类型：传统型、法理型和个人魅力型。汉武帝尽管存在传统型的世袭合法性基础，但他的权威不仅仅来源于此，更多的是来自他的个人魅力，即卡里斯马品质。卡里斯马权威的特点是“运用统治，并不遵照普遍的准则，即不遵照传统的准则，也不遵照理性的准则，而是――原则上――凭借具体的启示与灵感，因此，统治是‘非理性的’。在不受任何现存的东西约束这个意义上讲，统治是‘革命的’”[25]。从汉武帝的非凡品质特征上看，他声称“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正体现了这种特点。在韦伯看来，卡里斯马权威往往孕育在历史大变动时期，汉武帝所在时代也恰恰给了他这个机遇。而董仲舒构建、传布“天人感应”思想，鼓吹天命论，以皇帝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又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的皇帝(“天子”)的非凡品性。他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26]；“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27]；“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28]；从而在汉武官僚群体中塑造了天意伸张者和神的形象，从理论上赋予了汉武帝卡里斯马资格。卡里斯马权威这种统治类型是由被统治者凭着对特定的个人(如皇帝)的非凡品质的信任而服从其统治的，其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非凡的、超越常人品质因而受到推崇的东西(最初作为超自然的东西被推崇)的信仰与献身上面，也就是建立在神秘信仰、启示信仰和英雄信仰上，这些信仰之源是由奇迹、胜利和其它成就，由被统治者的康乐考验出来的卡里斯马品质”[29]。在由武帝领导而西汉国力蒸蒸日上的背景下，汉武官僚群体跳不出汉武帝超凡魅力的光环，他们对其的敬畏和崇拜成了无意识的行动，身不由己地拜倒在高高的皇阙之下，因而从内在的心理机制上完成了抑制心态的形成过程。而且，也正是卡里斯马权威的作用，客观上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发展，使专制主义在人们心理上获得了合法性，人们对专制的认同程度更高，对专制统治的权威更加深信不疑。
正是如此，虽然汉武时代专制倾向日益加强，但并未受到其时官僚群体广泛、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却反而表现出认同甚至趋慕的态度，纵览《史》、《汉》，汉武之世，在职官吏绝少特立独行之人，而醇谨、阿主之臣大进。从卫绾、石奋家族、公孙弘到霍光、金日石单、田千秋，无一不是以醇谨敦厚得宠。附从武帝者贵宠，忤怒武帝者黜罚，这一点不但是巩固皇权的需要，也是武帝自负性格的心理需要。他是皇权的最高代表，是社会利益的终级分配者，官僚群体欲得显势，必然要与武帝亦即专制皇权深相交纳。于是对专制权力的认同、趋慕存在极深刻的必然性，并成为汉武官僚群体的主流意识。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好儒术，重刑罚，他便“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30]。对于此，辕固生警告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31]，可谓是明眼人。张汤也是依汉武之意，“决大狱，欲傅古义”，“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契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32]。杜周为治大抵效仿张汤，而其论“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33]，则更为突出专制君主的地位，阿上之意毕显。主父偃本师纵横，趋合世风，也是“晚乃学《易》、《春秋》”，其上书“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34]，均为武帝所乐闻，投合武帝心理，真是正中下怀。既使是炙手可热的大将军卫青，也不得不“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35]。此外倪宽、郑当时、江充等更不待言[36]。至于寻常臣吏“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37]者，当不在少数。而那些与武帝意愿不相一致者，则理所当然地受到冷遇，卜式就是因为反对盐铁政策而被贬职的，而颜异因不配合经济管制竟遭诛身。史载“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臣多谄谀取容矣!”[38]。阿主之意竟成风气。
汉武官僚群体抑制心态的生成，在中国古代具有典型意义，从此，抑制心态越来越成为古代社会历朝历代官僚群体的主流心态，其强势随专制主义的不断升级而加强，其对专制主义的认同感也随之升温，最终使官僚群体完全被训练成为专制主义的爪牙和帮凶。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汉武官僚群体的抑制心态自有其独到意义。

四

事实上，一俟汉武官僚群体的社会心态形成，也就形成了自己一定的群体规范，因为人有这么一种心理机制，即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对于外界事物的经验具有一种将经验格式化、规范化的自然倾向。抑制心态正是如此，它作为已规范化的经验积淀在心理结构深处，在遇到相同条件时会尽快作出反应。这就是说，抑制心态的群体规范在汉武官僚群体的共同活动中一经形成，便具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力量，通过不断内化为其心理尺度，在官僚群体中的某个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出积极作用。而其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还会对群体成员产生一种心理上难以违抗的压力，迫使他们按照群体的存在方式调节自己的行为。因此，群体规范其实是赋予个体行为和外界事物以一定的意义，使之明白做与非做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并使这个价值标准真正为个体所采纳和接受，内化为自觉行动的内部观念。这时，个体社会化进程便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而彼价值标准也就成为其存在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的源泉。这就是抑制心态产生和传衍的社会心理机制。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动机冲突解决之后的结果，“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必然形成独立的生命，不仅给当事者本人，也给无数的后人留下精神之内和之外的影响”[39]，因此，抑制心态一旦形成，便嵌入民族性格中，成为持续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在社会结构相对恒定不变的社会更是如此。在同一社会和同一文化环境下，长期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必然会形成一种“同一的心理结构”，进而形成“范型人格[40]，抑制心态便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同一心理结构”和“范型人格”。而恰恰是这种“范型人格”，客观上对专制主义的固化起了心理维系作用，促成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延续，它影响中国社会2000余年，至今仍可感受到它的余烈。
综上所述，汉武官僚群体的抑制心态与专制威权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是特定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是专制君主通过政治力量对人性施加规范影响以获得政治预期的结果。因此，汉武官僚群体社会心态的实质是对政治的态度和行为。汉武官僚群体抑制心态的内在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就必然通过一定的社会态度、社会意向和情感表现出来，它与行为有内在联系，对行为具有动机功能和驱动作用。从另一角度讲，汉武官僚群体也一定存在着多层次的需要[41]，在自然本心的支配下，他们的安全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等与社会体制密切相关的需要层次更为突出和迫切。需要是动机的前提，它与汉武官僚群体的社会态度共同引起他们行为的社会动机，使其产生一种内在动力，指引他们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比如开拓、进取和成功等。
而抑制心态一定程度上对汉武官僚群体能力和作用的发挥产生一种掣肘作用，使得他们的创造力受抑，削弱了他们的文治武功，对社会政治而言是一种消解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正是如此，汉武时期的吏治，有许多可堪忧虑之处。吕思勉先生论秦汉之世，认为彼时“贞亮伉直之士，亦非无之，如盖宽饶、息夫躬是也，然皆不得其死。其能安然无患、或且取富贵以去者，则皆庸碌之徒，取巧之士也。魏其、武安之，最足见之”[42]，指言当时除汲黯一人之外，余皆不足挂齿。贡禹也尖刻地指出：“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专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致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此。”[43]语虽过激，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实，如此吏治，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的昌明和进步，这就是专制统治附带的恶果之一。现代心理实验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群体环境中，民主的领导方式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放任自由的领导方式工作效率最低，专制的领导方式尽管能保证一定的工作效率，但群体成员缺乏信任感和创造力，相互之间充满了敌意和冲突”[44]。
这种结果从现代行政学的角度仍可得到解释。如果武帝与其官僚群体对社会是一种“共治”方式，即中央政府官僚机构的行政行为还具独立性，以相权为代表的中枢行政系统能较好地发挥作用，这将表明西汉政治中还存在一种“统治理性”。对于专制时代而言，统治集团“并治”总比君主极端独裁更具合理性和进步性。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已经证明，以一个权能明确、行之有效和能为君主所接受的中央行政系统作为主要载体所进行的中央集权活动，在巩固统治基础、维护统一局面和增强国家能力等方面的作用远胜于君主个人集权的作用。中央集权作为政府行为，应由行政中枢系统来付诸实施，并对执行过程进行有效调控，这将使集权活动在行政系统整体保障之下有序化的运作，进而实现君主和中枢机构共同的集权使命。而如果君主采取有悖于“统治理性”的做法，将全部权力集中于己身，造成唯君主独尊的政治局面，使官僚群体处于完全的抑制心态，不敢甚至不能荐一言，此虽一时间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从长远看，终究会对政府的统治基础产生一种“隐性损伤”，亦即民众在君主高压下产生日益强烈的心理反弹，离心倾向越来越重，使政府逐渐失去民意基础，结果导致总体性崩溃。好在中国社会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和自修复机制，能在坍塌的废墟上迅速重建一个新政府。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正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中华书局影印本。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④]《史记・汲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⑤]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
[⑥]《资治通鉴》卷19，汉武帝元狩三年。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⑦]《汉书・苏武传》。
[⑧]《资治通鉴》卷19，汉武帝元狩三年。
[⑨]《史记・汲郑列传》。
[⑩]《史记・儒林列传》。
[11]《汉书・东方朔传》。
[12]《汉书・严助传》。
[13]《汉书・公孙弘传》。
[14]《汉书・公孙贺传》。
[15]他们是韩安国、王恢、卫青、霍去病、李广、程不识、张骞、公孙贺、李蔡、曹襄、韩说、苏建、李息、李沮、公孙敖、张次公、赵信、赵食其、郭昌、荀彘、路博德、赵破奴、李陵、李广利、唐蒙、韩千秋、商丘成、莽通、杨朴、王温舒。统计数据出自《史记》、《汉书》。
[16]积不识、李沮、郭昌、唐蒙不知所终，赵信、李陵、李广利降匈奴，两李族家。统计数据出自《史记》、《汉书》。
[17]他们是张汤、杜周、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朴、咸宣(《史记》作减宣)、田广明。统计数据出自《史记》、《汉书》。
[18]他们是严助(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另有胶仓、严葱奇，史仅留其名，不得观其人。统计数据出自《史记》、《汉书》。
[19]据《史记》、《汉书》之《儒林传》，儒生多为郡太守、国相二千石官。
[20]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0～111页。
[21]即个体或群体在有目的的活动中，同时有两个并存的目标，而且个体或群体对这两个目标具有同样强度的动机。
[22]《史记・滑稽列传》。
[23]即个体或群体对单一目的物同时产生两种动机，一方面好而趋之，另方面又恶而避之。
[24]升华的心理防卫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亦在其中。升华机制是指原本不为社会认可的动机欲念，就改以符合社会标准的行为表现之。
[25](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5页。
[26]《春秋繁露・郊义》。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27]《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28]《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9](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页。
[30]《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1]《史记・儒林列传》。
[32]《汉书・张汤传》。
[33]《汉书・杜周传》。
[34]《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35]《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36]倪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所匡谏”。(《史记・儒林例传》)郑当时“常趋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汉书・郑当时传》)而江充“奉法不阿，所言中意”。(《汉书・江充传》)
[37]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司马迁传》。
[38]《史记・平准书》。
[39]彭卫：《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40]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6、118页。
[41]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动机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要组成的，而各种需求之间，有先后顺序和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次的需求与满足，将决定个体人格发展的境界或程度，各层次的需要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隶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42]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28页。
[43]《汉书・贡禹传》。
[44]参见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作者：夏增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