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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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总之，在两汉时期，经学与语言文字学结下了一种不解之缘。经学的独尊和繁盛，极大地调动了士人学子为解读儒家经典而探究文字形音义的积极性，客观上带动了语言文字学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一些古文学者，本着信而有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树立了像《说文解字》这样巨大无比的丰碑。但也应该承认，儒家经学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对阐释字义同样存在不少负面影响。尤其在涉及社会伦理方面的文字时，学者们往往为经义所囿，做出牵强附会的解释，很难正确、科学地揭示其含义，有时甚至尽失古初造字之原义。可见，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经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而且也有利于经学思想的宣扬和传播，有利于其统治思想及官方学术地位的巩固和强化。


    当然，这些并不能掩蔽语言文字学的本来面目和特有辉煌。比如，《说文》固然可以视为解经之作，而它又反过来大量援引经学著作来解析文字结构，推求文字本义。正是因为这样，黄侃先生一方面说“经学为小学之根据，故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说“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易之法”[12]（P23），另一方面又强调“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12]（P219），强调“《说文》一书，为说解文字而作，其中间有引经之处，乃以经文证字体，非以字义说经义也”[12]（P88）。况且《说文》引书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14]，管子、老子、墨子、韩非等诸子著作以及汉代法律、军令等均在援引之列，对其思想观念也有所展示和吸纳。再比如，扬雄撰《方言》，既是对《尔雅》等经学著作的继承，又是对它们的一种超越。《方言》的一些内容，“由地域上分别说明许多形音不同的同义词的差别，比起《尔雅》的并列几个同义词，只下一个简单的说解而不加区指的训诂方式，是精密得多了”[21]（P51）。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包括古文经学在内的经学研究几乎都执迷于书面语言，对自然口语不太重视，而扬雄则颇异其趣，推出《方言》一书，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带来了活力。必须指出，与专门的经学研究不同，作为一个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重要的学术门类，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毕竟有着自己的特殊轨迹和规律，即使在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时期也是如此。经学能够而且已经对它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人们也完全可以将汉代古文经学家与小学家视为一体，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经学或其他什么学术、什么理论都无法取代语言文字学。(作者：张涛 )



    参考文献：


[1]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3]胡奇光．中国小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史游撰，颜师古注．急就篇[M]．长沙：岳麓书社影印本，1989．
[6]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7]周祖谟．方言校笺(附索引)[M]．北京：中华书局，1993．
[8]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9]郝懿行．尔雅义疏[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2．
[10]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11]阮元．经籍＠②诂[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
[12]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5]臧克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16]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
[18]徐铠．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19]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
[20]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21]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