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五十年

  来源: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一）
中国作为世界汉藏语言研究的中心，新中国成立的半个世纪以来，各民族学者对藏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分现代藏语研究、古代藏语研究、藏文文字学研究、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四个部分，介绍和评述中国各民族学者有关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贡献和得失，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以期弘扬藏学和推动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
藏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人口众多，居住地域辽阔，语言使用情况复杂，除90%使用藏语外，还使用嘉戎、木雅、扎巴、却域、史兴、纳木义、古俄、舒兴、尔苏、等语言一故褂帽鸬拿褡宓挠镅裕缜加铩⑵彰子锏取２刈逵?世纪左右创造的文字，历史悠久，文献浩瀚，是创造、继承、发展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 藏族有语言文字研究的历史传统，在丰富的文献宝库中，语言文字研究的著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传统上将藏族的语言文字研究称为藏语和藏文研究，这是不准确的。第一，正如上文所述，藏族并不只使用一种藏语，而是使用多种语言，统称为藏语不够准确；第二，一般所谓的藏文研究主要是指文法研究，由于藏族受印度语言文字研究传统的影响，所谓的“文法”包括了语法、语音、文字和正字法等多种内容。
因此，准确地说，藏语研究应该是指现代藏语、古代藏语（包括传统所谓的藏文和古藏文研究马的语言学研究，藏文研究应该是指藏文的文字学研究。传统的藏语文研究主要是以藏族为主体进行的，内容包括文法、正音、正字、修辞、翻译和诗歌韵律等方面，并以文字学习、古籍解读、佛经翻译为主要目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文献资料。由于藏语和藏文的关系与五四运动前的汉语和汉文的关系一样，语、文脱节，即写的是“文言”，说的是“白话”，因此，按上文的观点来说，这些研究都是古代藏语和文字学的研究，也就是历时语言的研究，而不是共时语言的研究。这种研究传统在藏族大多数学者中一直延续至今。
（二）
新中国成立以前，汉族和其他民族对藏族语言文字研究也主要是文字和书面语，最早是为了传译，编写一些对照词汇，如《龙威宝书》、《西域同文志》和《五体清文鉴》之类的对照辞书；后来是佛学界，以学习藏传佛教为目的，编写一些简单的课本和字典。此外，就是张怡荪编的《藏汉集论词汇》、《汉藏语汇》和《藏汉大辞典资料本》（新中国成立前未完成，新中国成立后重编出版），也都以文献资料为对象，属于古代藏语研究的范畴。称得上语言学研究的只有于道泉从藏文翻译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一书①前言中赵元任对拉萨话的粗糙记音和金鹏对嘉戎语的描写研究。 可见，真正使用现代语言学理论从语言学角度对藏族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这样说，藏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传统研究和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现代藏语、古代藏语和藏文文字学的研究，构成了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体。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贯彻和实施，随着藏语文地位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各民族院校藏语文课程的设置、有关民族语文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各种民族语文研究杂志的创办，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仅逐步扩大了研究范围，从书面语研究扩展到口语研究、方言研究、直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有关语言的研究，而且迅速提高了研究水平，以现代科学语言学的理论将语文学研究水平提高到科学语言学的研究水平。无论在藏语的结构研究、使用研究还是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特别是辞书编纂、语音研究、方言研究诸方面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和发展，直接影响到藏民族素质的提高，影响到科学文化水平的提升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藏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支强大的藏、汉和其他各族学者组成的科研队伍，他们为中国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拓、提高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为丰富藏族的文化宝库、推动国际藏学研究和中国民族语文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已经风风雨雨50年。事实上，前10年所进行的基本上是创建学校、培育人才、组建机构、收集资料等进行研究准备的基础建设工作，再去掉10年浩劫，真正进行科研工作时间大约30年。在短短的30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本文将分现代藏语、古代藏语、藏文文字学和新世纪的藏族语言文字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介绍和探讨。
本文以藏语和藏族独立使用的语言为主。讨论到的专题，以专门的著作和专题论文为线索，包含在语言调查报告和概况一类介绍性和描写性文章中的观点恕不引述、介绍和讨论。
（三）
一、现代藏语研究
1. 语言调查和识别
中国的藏族主要分布在四省一区，地区辽阔，语言复杂。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外除了对90%的藏族使用的藏语有所了解外，对10%的藏族使用的语言除嘉戎语等少数语言外，几乎一无所知。1956年为了解决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教育问题，调查了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制订语言政策和规划，推动语言研究，国家抽调700余人组成7个工作队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语言普查，其中第七工作队即主要调查藏语和藏族使用的有关语言。第七工作队包括地方协助调查的人员，前后参加调查的将近200人，对四省一区的藏语进行了全面的普查，调查方言约100余点。
此外，对藏族使用的嘉戎语和羌语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共调查方言土语约四五十个点。对门巴、珞巴等语言则进行了初步的调查；①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为撰写藏语简志，又对藏语各方言进行了重点核查和补充调查，特别对卫藏方言的拉萨、日喀则、山南、亚东、那曲等地的藏语进行了重新调查；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人员深入西藏边境地区对门巴、珞巴和人的语言兄氐愕鞑椋虎?0年代，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对川西地区的语言进行调查研究，上文所述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中，除嘉戎、羌和普米等语言外，大多是这一时期发现和调查的。③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还对藏语的方言，如卫藏方言的阿里地区的藏语、聂拉木地区的夏尔巴藏语、工布江达地区的巴松藏语进行了补充调查。④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普查、重点调查和补充调查，初步弄清了藏语的方言和藏族使用语言的情况。所以说“初步”，是因为藏族分布地区辽阔，方言和语言的使用情况十分复杂，上述各阶段进行的调查，限于人力和物力，基本上还只是补充的性质，调查的范围和深入的程度与实际情况还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无论藏语方言和藏族所使用的语言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进行调查。即以笔者80年代所调查的卫藏方言巴松土语而言，两个村子相距一二十里却彼此不能通话，逞论川、滇、甘等省的康方言使用地区、藏北地区、林芝地区等，或民族杂居语言复杂，或地区辽阔尚未调查，方言土语乃至新语言的再发现应是意料中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还进行了全国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其中包括了对藏族使用的藏语和藏文以及其他语言情况的调查，对藏族语言文字的规范、规划和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⑤9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对语言文字使用的活力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其中同样包括了藏语。通过科学的量化手段，进行评测，为研究藏语的运用和国家研究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⑥
（四）
对于藏族所使用的藏语和其他语言进行补充调查，本身就包含着语言识别的意义，即识别所调查的语言是藏语的方言还是一种新的语言。比如上述的阿里藏语、夏尔巴藏语和巴松藏语的调查和识别，结果确定为藏语的不同土语，不是新的语言。事实上，语言的识别远比上述情况要复杂得多。
比如白马藏语、道孚藏语、尔龚语、观音桥话、错那门巴语等的调查和识别都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对嘉戎语与藏语的关系，即嘉戎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还是藏语的一种方言，都有不同看法。这涉及到语言和方言差别的理论、调查的资料、比较的方法、研究者对比较语言的熟悉程度和研究的水平等多种复杂因素。由于研究这些新发现和调查的方言和语言的人员少，调查和研究的时间短，收集的资料还不够丰富，对进行科学识别来说，任务还比较艰巨，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⑦
①在中国，古文字研究是一个糊涂概念。本来，古文字是指与现代文字相对而言的，而且主要应该是指文字体系。“古’，应该是文字创造年代的时间概念，因为有些文字是现代创造的。而中国的所谓古文字，大体是指比现在通行的文字更古老的文字，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既用它排除现代创造的文字，也用它排除有更古文字的古代创造的文字，使用的是矛盾的双重概念。
而且语言和文字都分不清，不仅包括文字体系的研究，而且包括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内容的研究。所谓的古文字，对藏文来说，尤其糊涂。藏文是7世纪左右创造的，虽然经过几次改革，但改变的内容不大，文字的体系和结构更没有很大的变化，或者说，与现代通行的藏文比较来说，没有一个更古老和体系差别较大的古藏文体系。 因此，由于作为拼音文字的藏文是在古代藏语的基础上创造的，所谓古藏文研究主要是年代较久远的藏语书面语的研究，或者说是历史较远的古代藏语研究，与文字体系没有太大的关系，更不是专指文字学的研究。
（五）
2.方言学
藏语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藏族所使用的其他语言如嘉戎语、羌语、普米语、语等都有方言的差别庑┯镅源蠖嗝挥薪泄钊牒凸惴旱牡鞑椋鼍统醪搅私饫此担诓康牟畋鹨彩墙洗蟮摹７窖院陀镅缘氖侗穑唤鲋型夤鄣闶庖欤诘目捶ǚ制缫埠艽蟆ＳΩ盟嫡馐怯镅匝е幸桓鍪澜缧缘哪烟狻２煌业难芯慷及凑兆约旱挠镅允导视胁煌难芯看场? 国内不同语言的方言研究同样根据不同的语言情况，并无统一的分类标准。过去的研究大多偏于定性，近年来出现定量的研究方法，比如通过词阶比较或综合的量化标准进行定量分类。但由于对量化项目的价值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对不同项目的定值同样会发生分歧，因此，量化的方法也不能作为一种硬标准取得统一的认识。
在方言研究界，特别是中国的方言研究界，至少有以下几点比较统一的看法：第一，不同语言的方言划分不一定要有统一的标准，换句话说，要按照语言的实际情况区别方言；第二，宜粗不宜细，特别对方言差别大的语言来说，这个原则尤其重要；第三，方言划分是类型学的划分，应以语言的结构特征为主要划分标准；第四，语言之外的种种因素，特别是社会因素、民族因素等是划分方言的重要参考因素，但不能是决定因素；换句话说，要确立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之类的方言与语言学方言之间的不同概念，确立语言学方言概念的独立性，摈弃语言和方言不能区分的错误观点。笔者在语言识别和划分藏语、嘉戎语方言时，除了贯彻上述一般原则外，也提出一些新的划分原则，比如“非等量原则”，“即不同语言识别和方言土语划分在结构标准的掌握上是不等量的，这是根据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不同的差异程度以及参考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人的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确定的。
这个原则体现在语言识别上，就是‘从远不从近，的原则，因为语言识别既关系到历史分类，也关系到类型分类，具有交叉性。比如白语的识别，就现代白语的结构来看，与汉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有人认为白语是汉语的一种特殊方言，但参考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我们认为白语应认定为一种藏缅语言；再如我们在识别白马话、夏尔巴话、巴松话时，同样使用了这样的原则，从现代语言状况来看，这些话与藏语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但不同的一面小于相同的一面，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定性的手段，纯粹结构原则的论证就有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参考了历史、民族和文化等因素，这些话认定为藏语的方言就顺理成章了；‘非等量原则’体现在方言和土语划分上，就是‘从合不从分’的原则，这与汉藏语言的方言不仅分歧大而且分散的特点有关，也与方言分类的目的性有关。
像汉语、彝语、苗语、藏语等方言分歧大而情况特别复杂的语言，如果按照‘等量原则’，恐怕会划分成三五种语言或十几种方言。以藏语来说，康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差别与卫藏、安多方言内部的差别是‘不等量，的，也就是说，康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卫藏和安多方言内部的差别。如果按‘等量原则’，康方言内部恐怕还能划分出三个五个方言来。比如康方言内部的卓尼话（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来源于卫藏方言，后来与当地的康方言融合，成为一种与周围康方言的土语很不相同的特殊土语。由于历史来源和发展线索清楚，作为康方言的一个土语远比作为一个独立方言要科学和合理。”①
（六）
藏族的历史文献中早就将藏语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个方言。新中国成立后，对藏语进行了全面普查，经过研究，依然按照藏族的传统，将藏语分为三个方言，只是进行了细化和科学化，包括确定了方言的分布地域和进一步划分了方言下一层级的土语。
如卫藏方言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地方；康方言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方；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肃省、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北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县的部分地方以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部分地方。
西藏自治区的藏语除改则、班戈、聂荣、申扎、安多、那曲等地属于康方言的西部土语，昌都、波密、察隅、墨脱等地属于康方言的东部土语外，主要属于卫藏方言。卫藏方言有五个土语：前藏土语分布于拉萨市、山南专区；后藏土语分布于日喀则专区；阿里土语分布于阿里专区；夏尔巴土语分布于聂拉木县樟木口岸；巴松土语分布于工布江达县错高和雪卡乡。
藏语的康方言除上述少数地方外，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外，也分五个土语：东部土语主要分布于德格、甘孜、康定、雅江、丁青、理塘、巴塘、乡城、稻城等地；南部土语分布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西部土语分布于西藏自治区境内；北部土语分布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卓尼土语分布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迭部县；舟曲土语分布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藏语的安多方言分布在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分四个土语：牧区土语分布于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部分地方；农区土语分布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县部分地方；半农半牧土语分布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道孚土语分布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炉霍县。
藏族总人口459万（1990年统计），90%以上使用藏语。藏语三个方言中，卫藏和安多方言差别较大，基本上不能通话；康方言介于两者之间，东部土语和南部土语较接近卫藏方言，其余四个土语较接近安多方言，但它分别与卫藏和安多方言通话都相当困难。卫藏和安多方言内部各土语之间的差别较小，一般来说，彼此通话不成问题。但卫藏方言的夏尔巴土语和巴松土语都比较特殊，与其他土语不能通话。康方言内部比较复杂，土语之间的差别较大，彼此通话有一定的困难。
这是就一般而言的，具体情况还要复杂得多。藏语三个方言之间语音、语法、词汇上都有一定差别，但以语音差别为主；其次是词汇和语法。土语之间的差别主要是语音，其次是词汇，语法差别较小。三个方言和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词汇差异概括来说，卫藏、康与安多方言的非同源词约30%左右，卫藏与康方言的非同源词约20%左右。方言内部土语之间的非同源词一般是10%左右，差别大的也能达到20%，个别情况像夏尔巴土语、巴松土语都超过20%。语音差别主要表现在浊辅音和复辅音声母、单元音韵母、辅音韵尾和声调的差异上；语法差别则主要是动词的屈折形态和助词的差异。①当然，对藏语方言的分类也有不同的看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