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期延安文学中的“语言”(4)

  来源: 中国文学网

评论家曾经普遍认为，这部小说善于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来表现人物、叙述故事，因而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厚的地方色彩。作者自己也认为，农民语言“活泼生动，富有风趣”，如果把它“用在文学和一切文字上，将使我们的文学和文字再来一番巨大的革新”。他强调指出，《暴风骤雨》“是想用农民语言来写的”，写作中注意吸收了那些较为形象化、简练对称、音节铿锵与喜用典故的农民语言。老孙头在小说中是个噱头式的人物，作为一个车把式，他走南闯北几十年，见多识广，诙谐风趣，也是一个善于运用农民语言的老手，．这在小说中确乎可以随时感受到，只要老孙头在场，气氛就会活跃起来。比如，小说开头不久，老孙头就着他的身世对工作队长萧祥说：  


　　队长同志，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  
　　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地花个光。  
　　你说能不认命吗?往后，我泄劲了。今年元茂闹  
　　胡子，家里吃的、穿的、铺的、盖的，都抢个溜光，正  
　　下不来炕，揭不开锅盖，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  
　　三营，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打开元茂屯的积谷  
　　仓，叫把谷子苞米，通通分给老百姓，咱家也分到  
　　一石苞米。队长同志，真是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  
　　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咱如今是吃  
　　不大饱，也饿不大着，这不就得了呗?……  


　　显然，这种农民语言的运用确实可以加强作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但也仅此而已。事实上，如果作品中出现的方言土语太多，东北以外的读者就会感到阅读的困难，因而阻碍作品宣传价值的广泛实现。比如，“西蔓谷”(苋菜)、“一棒子酒”(一瓶酒)、“扎古病”(治病)、“捡洋捞”(发洋财)、“老母猪不翘脚”(猪不用翘脚就能吃到，形容庄稼长得矮小)、“扎古丁”(抢劫)等等的方言土语，书中用得相当多，如果不加注释，不把它们翻译为普通话或共通语言，东北以外的读者就只好猜哑谜了。而这，正是与周立波创作小说的主旨相违背的，因为他要宣传或演绎的是农民斗争如暴风骤雨这样的意识形态主旨，而带有地域性的语言往往会阻碍其革命现代性含义的传播，即会阻碍革命真理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传递。此时，在阶级论和党的文学观促动下的对于方言的运用问题，既不是为了形成地方认同，也不是为了形成民族主义主导下的现代民族认同，而是为了形成阶级一民族主义规约下的现代阶级性民族或政党性民族认同，故而它必须在强调对地域性的工农语言运用的同时，又必须强调如何有效地把它们的地域性转化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而这，才会最终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所内在设定的普世性品格相符合。再具体从文学本身而言，为党的文学观所规制的后期延安文学并不是为了创制一种地域性的延安文学，而是为将来构建具有同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的民族新文学积累一些可资利用的探索性经验，这也就是如周扬所言“为今天的根据地，就正是为明天的中国”所包含的意思。正因如此，农民语言在作品中只会成为“某个意义的点缀，而不是意义本身”。作品主导意义凸显的语言，只能是工作队长萧祥的语言，即意识形态化了的语言。于是，在终极意义上，这套话语的主体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萧队长，而是给定了这套话语的话语及其权威者本身。于是，从话语转换层面来说，作品叙事完成的过程其实就是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并改写农民语言的过程，农民拥有了土地、分到了地主的浮财还不能说是完全“翻身”了，只有在土改工作队帮助下学会了用一套新的语言来言说他们拥有了土地的革命性意义时，“翻身”才算真正完成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表征赵玉林“觉悟”了的标志乃是指他终于意识到了“阶级恨”，为什么深通农民语言之精髓的老孙头到后来也居然用上了工作队带来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而且说得那样像模像样：“咱们走的是不是革命路线?要是革命路线，眼瞅革命快要成功了，咱们还前怕狼后怕虎的，这叫什么思想呢?”  


　　正是在这意义上，文艺整风后革命白话取替此前现代白话的过程，虽然包含了向民间语言学习的过程，但是，革命白话并不必然表现为革命主体工农兵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言说方式。所以，延安文学在它后期的发展中尽管吸纳了大量的方言土语、村俚俗话等农民语言或民间语言符码，但它们并不能直接成为延安文学意义构成的主导性语言。有的学者认为，革命白话被构建的过程，“恰恰是农民语言所设定、所依赖的叙述方式、想象逻辑和生活经验被取消掉、被过滤掉”的过程。这个结论未免绝对化了。事实上，革命白话并不是完全取消掉或过滤掉了农民语言所包含的一切，因为革命白话在其构建途中还有一个顺应农民的语言习惯来予以自身调适的问题。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设定中，强调知识分子向农民语言或民间语言学习，一方面是解决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要利用它来进行革命宣传的问题。而“做宣传工作的人，不但时时刻刻要注意群众的需要，要根据他们切身的利益来进行宣传，而且要时时刻刻注意群众的说话，用他们所熟悉了解的话，来表现我们所要宣传的事情，这样的宣传，才能使群众感到亲切，才能为他们所‘喜闻乐见’而收到效果”。这大概就是后期延安文学的话语生产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吧。


    作者：袁盛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