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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汉学网 我们以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应从它的研究对象去看，另一方面又要从它的功用去看。世间的学科，有的以研究实体对象为主，有的则以研究关系，功用对象为主，前者如生物学、地质学、语音学，后者如技术经济学、数学。此外，还有一类学科，它既研究实体对象，又研究关系、功用对象，我国的传统训诂学就是以研究实体对象和关系，功用对象为主的一门学科。一方面，它以诠解“古代文献词义”这一实体为对象；另一方面，它又以训诂学是诠解古代文献的工具这一功能以及训诂学家对文献的理解关系等为对象。可以说，我国自汉代以来的训诂学史，便是一部对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史以及训诂学家对古代文献的理解史。古人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九渊语）正揭示了训诂学的性质。但是，我们主张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既不是“分工派”近乎纯语言学的考释，又不是“综合派”的对古代文献的全面阐释，更不是主客浑然一体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以古代文献词义的考证为中心，而在考求中一要弄清具体文献中词义的音义、形义以及形音义的共生关系及相互制约关系，二要弄清“知识义”（属具体文献的对象系统及该知识的自身系统）与词义中抽象义、附加义的关系，即“知识义”对词义的生成关系及词义对知识义的表述关系，并进而从“
词义”及“知识义”这一微观角度阐述古代文献。如果我们将我们所理解的训诂学作进一步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下列三个部门：一个部门是“词义生成学”，它探讨怎样从“知识义”生成词义以及词义与词音、字形之间的生成关系；另一个部门是“微观文献疏证学”，（又属“文献疏证学”的一个部门），它探讨词义对知识义的表述关系以及文献作者怎样运用词义与知识义在微观上生成文献。
当代的古代文献词义考证中“考未知、证已知”这两种形态，可以列入第三个部门。目前，这一部门比较发达，在理论上也较前两个部门成熟得多。但这一部门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如不讲求词义与“知识义”的关系，笔记式考据中愈益脱离文献系统的偏向等等。
那么，我们所理解的训诂学中的三个部门――“词义生成学”、“微观文献疏证学”与“古代文献词义考证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前二者为基础理论学科，后者为应用学科。
综上所述，我们对训诂学提出新的理解，是在借鉴中国两千年训诂学史与当代训诂学观念及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两千年的训诂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验证新观念的场所；“分工派”的理论研究引导我们更接近了真象；“综合派”的倡导唤起了我们对训诂学本质理解上的复归之心。如果我们对训诂学的新理解能站住脚的话，那也是站在前辈巨人臂膀上的登高一望，而不是“代沟”，更不是“断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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