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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网 三、马市贸易对女真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即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除了取决于它的生产之外，还取决于其与周围民族关系发展的程度。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市贸易也是如此，它对明代女真社会发展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前所述，明初，农业在女真地区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但到了明代后期，由于通过马市输入了大量铁制农具和耕牛，同时，不少汉人进入女真地区，传播了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牛耕，出现了“农人与牛，布散于野”[39]的景象。铁制农业的输入，为女真族发展农业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得农具耕种面积大幅度增长，“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40]。不仅女真地区开辟了)：数耕地，而且还不断蚕食汉族地区的土地以发展农业，如万历四十一年五月，“益垦南关旷土”[41]，就是一例，在明代后期，农业成为女真地区占居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努尔哈赤在谈到女真族与蒙古族的经济区别时说：“尔蒙古国以饲养牲畜，食肉着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42]。
明代后期的女真地区，不但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由于输出大量畜产品和土产山货，刺激了采猎经济和畜牧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人参生产技术的革新就与马市贸易密切有关。人参是女真族在马市贸易中输出的主要商品。
但是，人参传统的加工方法是“以水浸润”。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加工出来的人参“唯以耐久”。明人藉此原因，经常压低售仇据《清太祖实录》卷二记载：“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大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煎煮熟晒干，诸王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逐煮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人参生产技术的改进，提高了人参的质量，使女真族得到了加倍的经济效益。人参以及其他土产山货的大量输出，繁荣了女真地区的社会经济，“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州民殷国富”[43]。
马市贸易的发展还推动了女真地区商业的繁荣，商人阶层的兴起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努尔哈赤曾经常派遣商人到黑龙江地区、朝鲜等国去做生意。有一次就派三十名商人去黑龙江地区进行贸易[44]。同时，后金国还“铸天命通宝钱”[45]。改变了过去物物交换，“掠钱无所用，高积如山”[46]的原始状况。与此同时，白银也成了流通中的货币。如在与明朝的朝贡活动中，女真人要求明朝将“赐物折价”[47]，以银授给。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明初，女真各部的社会形态还处于“文明的入口”即氏族制日趋瓦解、家长奴役制逐渐发展的阶段。明万历初年，女真族进入奴隶社会，万历未年，女真族已趋于统一，建立了称为后金的封建国、家，迅速地从奴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女真社会形态的飞跃发展，与马市贸易具有一定的关系。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仅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48]。马市是女真族与汉族相互接触的地方，马市贸易使女真社会出现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49]。这里需要重申的是，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换即马市贸易之所以出现在明代的历史中，是因为在这种交换发生之前，女真社会已经处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畜牧业。商品的出现，加速了女真社会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豢养大量畜群，拥有大量奴隶的剥削阶级。随着农业的发展，又使土地-成为财产，“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50]。
万历年间，女真社会中的奴隶，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掳掠去的汉人，“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51]。而早已在封建社会中生活的汉人是不堪忍受奴隶制剥削方式的，他们纷纷起来反抗。如汉人孙良被掳为奴，“杀主之妻”[52]逃亡。汉人狂仲武被掳，卖李豆里家为奴，他“以斧并击杀”奴隶―主李豆里及其子胡赤，寅夜逃奔。因此要使汉人不仅抗，必须改变对其的剥削方式，学习汉族封建制度，以封建剥削方式来统．治汉人。马市贸易就是女真族观摩汉族进步的生产方式和封建文化的一个窗口。如后金国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在其少年时曾经常往来于抚顺关马市，进行贸易。在贸易中，他广交汉人，了解汉族封建制度的情况，受到汉族文化的薰陶，培养了自己“好看三困、水浒二传”[53]的兴趣。他曾说过：“我之学好明矣”[54]。总之，马市贸易为女真族吸取汉族封建文明开辟了信息渠道，对女真社会形态的飞跃具有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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