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

  来源: 联合早报

   
　　● 张云
纵横天下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本应是一个值得庆贺和展望未来的重要年份，但很遗憾接连不断发生的风波给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笼罩上厚重的阴影。事实上“政冷经热”的状况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在折磨中日关系，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日方统计去年日中贸易额接近3500亿美元，占日本贸易额的20.6%；然而过去十年当中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式访问日本只有一次，而正式访问美国就有三次。
　　中日双方因为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致使双边关系出现周期性的恶化。与此同时，双方社会关系也呈现负面状态，近期公布的日本言论NPO的调查显示，在日本有83%的受访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在中国则有65%的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中日关系能不能搞好是对中国建立“和谐世界”理念的直接考验，也是对日本是否能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包括入常）的风向标。此外，作为亚洲的两个重要大国，世界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经济体，中日关系也承载着地区和全球责任和期待。面对当前的困局，我们应当如何来破解呢？笔者认为，中日应当真正的实现正常化。
72年体制：
不完全的正常化
　　当读者们看到上述题目的时候，一定会想中日已经正常化40周年了，为什么要“再正常化”。诚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中日签署邦交正常化条约从法律上来说的确结束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
　　首先，双方出于战略需要匆忙签署条约，留下很多的问题导致政治关系正常化不完全。1972年，中国从反苏联美的大战略出发，决定尽快同美国在远东的最大盟友日本恢复邦交。日本同样因为中美苏三边战略格局变化匆匆改变对华政策态度。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日本战后处理的旧金山和会，很多历史问题的处理中国没有参与其中。事实上，1972年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但是由于服务大战略需要关系尽快实现正常化优先的思维错过了机会。据日本资料显示，田中首相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中曾经提到钓鱼岛问题的处理，周恩来当即表示这次不谈这个。如果这个记录属实，至少说明中日领土争端的问题在邦交正常化过程中是被战略性地忽视了的。
　　第二，1972年正常化属于中日政治精英的政治决断，但两国民众之间的情感正常化是不完全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参与者人数非常有限，特别是中国方面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人决策，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整个过程在双方有限的政治精英交涉中完成，民众没有能够有机会参与中日最初和解的过程，这一点与战后的德法和解的进程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以及把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分开的说法，让中国国民接受了这种完全自上而下的外交决断。之后的事实证明，这种缺少双方民众参与的日中和解很不完整。
　　第三，“72年体制”带来的主要成果是中日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中日经济相互依存有目共睹，英广全球服务（The BBC World Service）在2011年3月的调查显示，对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加的担忧，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意大利最高接近60%，加拿大55%，美国53%，法国52%，德国52%，韩国49%，澳大利亚47%，墨西哥43%，英国41%，日本30%。这一方面说明中日经济关系的高度互惠，但也证明了单纯的经济关系加强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政治关系好转和社会联系紧密，后二者需要双方特别的努力才能够实现。
完全正常化的不可能
　　当我们抱怨中日关系正常化不完全的同时，不能忘记中日关系本身内含的一个悖论，即中日关系完全正常化的不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中日关系都不是普通的双边关系，而是非常特殊的复杂关系，讨论中日关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那样的敏感。历史上悠久的文明和在亚洲的无敌地位加上现在的大国地位的“大中华”始终让日本感到有自卑，而日本侵华历史又让中国人总是不能抹去被“小日本”逼到差点亡国灭种的边缘的耻辱。中日双方谁都不愿意居于对方的下风，这些又同两国的民族主义相结合，使得双方在审视对方的时候总难以避免感情色彩和不那么宽容。而在各自国内谈论对方的时候始终存在着政治风险，对于“聪明人”来说，要在中日关系表态批评对方往往在政治上意味着安全或至少不会出错，这种思维客观上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不正常。
　　在中国，对于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一般解释，就是实力的变化让日本起了妒忌之心，一些学者和舆论习惯性地将中日关系恶化等同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总体右倾化保守化等等，而没有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影响进行更加深层次的分析。在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曾出现过一段“对日新思维”的大讨论，这事实上是对中国崛起背景下如何处理中国与亚洲关系的重要理论探索。遗憾的是，这场讨论很快却在各种压力下偃旗息鼓。其结果是中国外交在过去十年里没有成功地实现包容日本。同日本交流成为了很多人的禁忌，宁可没有交流也不要有政治风险，舆论风险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理。相反，中国国内的一些在国际问题上持极端观点的人士，则通过发表一些极端言论，不但将中日关系的敏感程度进一步增加，还造成了一种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即在对日问题上宁可左也不能右，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这样的结果是中国的对日政策失去了日本的民众。
　　在日本，同样有不健康的思维倾向存在。翻看日本的主要媒体，不难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倾向于把日本的所有的外交活动都解读为（至少部分是）针对中国或者牵制中国，例如日本非洲合作论坛被认为是要打破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独霸，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峰会被解读为瓦解中国的太平洋外交，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加强合作被认为是要遏制中国对陆地东南亚的霸权野心等等。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双方建立互信，也有损于日本外交本身的道德高度。如果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建立在针对另一个国家的考量基础上，那么必定是不能走远和走好的。日本并不乏有识之士，看到中日之间的问题也真诚地希望中日改善关系，日本的大多数民众也是希望看到中日友好的，但是在石原慎太郎等少数“强硬派”的强势下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可悲的是，石原等少数右翼政客或评论家的声音却被媒体反复报道刺激着中国国民的感情。
正视中日外交文化差异
　　中日之间应当在承认双方是特殊、敏感的双边关系的前提下，认真考虑如何管理控制好分歧。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中日之间的外交文化差异是管理好中日关系的第一步。
　　首先，中国是大陆多民族文化，日本是海洋单一民族文化，两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历史上一直担心外国的海上入侵以及海上通道被封锁后能源进口通道被掐断。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国家安全事实上就是海上安全。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于中国军舰进入太平洋表达出了令中国人看来是“过度的反应”。中国作为多民族的大陆国家，西部边陲的民族问题和独立倾向直接关乎国家安全，而这些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很难有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当藏独组织在日本开会时，中方的强烈反应会让日本人看来有些“过头”。
　　第二，中国看问题讲究政治定性，而日本看问题重视事务操作，两国的外交操作方式不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特别重视政治方向是否正确，一旦被判断为政治上需要，具体操作上的困难都认为是可以克服的，例如中国决定同东盟（亚细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事实上是牺牲短期中国农业利益让利于东盟国家。但日本人考虑问题的思维往往从操作的难易程度，预先设想程序上有什么问题，例如日美同盟虽然被日本大多数人认同为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围绕普天间基地和鱼鹰运输机的问题，却都是因为具体操作的问题而迟迟无法解决。
　　第三，中国外交文化特别重视大氛围大气氛，日本则相对重视具体问题的解决。在外交上，中国强调国家关系的整体氛围的好坏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大框架大前提，如果大气氛不好，宁可暂时搁置冷却。日本虽然不是不重视氛围，但认为即使双边关系整体氛围不理想，具体问题争端却可以继续谈判。
　　第四，中国重视首脑互访的重要性，日本更看重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渗透力。毋庸置疑，首脑外交具有带动民间交往的风向标作用，但是要看到中日两国领导人在民众中的威望是很不一样的。在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和关注度；在日本，政治家甚至总理大臣并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在日本，民众对于政治家往往抱有怀疑态度，而那些艺术家、建筑家、医生等却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尊重。我曾在班上做过调查，询问日本学生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结果当代人物竟然是姚明。
　　第五，中国具有重视“老朋友”和“喝水不忘挖井人”的优良外交传统，但是日本更为现实认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的时候一项不可或缺的项目，往往是会见曾经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日本政治家或者他们的后人。这一传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宝贵遗产，但是也要看到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例如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功臣”田中角荣，在日本却是“金权政治”的象征，因此中国认为的“老朋友”在日本的情况可能不一样。
　　以上五点并不是说哪一方正确，而且是文化的东西就有自己的生命力，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了解双方的差异在相互交往的时候，心里能够想到对方可能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和误判。
　　中日之间的关系再正常化，可能正是要从这些文化、思维方式差异的细微处入手，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大学副教授
在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具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和关注度；在日本，政治家甚至总理大臣并没有受到同等的重视。在日本，民众对于政治家往往抱有怀疑态度，而那些艺术家、建筑家、医生等却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尊重。我曾在班上做过调查，询问日本学生心目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结果当代人物竟然是姚明。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