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春秋网 五、达与玄心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被视为开创两晋放达士风的阮籍，何以不许自己的子侄作达？如前所述，据戴逵推测：大概是阮籍认为其子侄“未识己之所以为达”，因为“彼（阮籍子侄）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细绎此语，并参《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条刘注所引这段《竹林七贤论》的全文（见本文第二节所引），可知其义有二：其一，以阮籍为首的“竹林诸贤”的放达，是本于“玄心”，并不仅仅是出于纵欲享乐；其二，而阮浑、阮简，以及元康（晋惠帝年号，291-299）名士之“放荡越礼”，则并非出于“玄心”，只不过是慕仿前贤“作达”，得纵欲享乐之便。
所谓“玄心”之“玄”，也就是玄学。冯友兰先生将“达”，定义为魏晋名士通过逻辑的方法观察事物，而达到的一种“玄远”亦即“万物一体”的无差别境界，基于这种精神境界的“达”的言行，是顺应自然的，没有这种精神境界而矫揉造作的“达”的言行，则是反自然的“作达”[5]（P107-108）。我们知道，竹林名士多偏好老庄之学，并偏爱庄周。阮籍“尤好《庄》、《老》”，他还著有《达庄论》，“叙无为之贵”。山涛“性好《庄》、《老》。向秀“雅好《老》、《庄》之学”，曾注《庄子》，是庄学专家。嵇康“长好《老》、《庄》”，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以上具见《晋书》本传。更重要的，是七贤的放达行为，多是所习老庄思想在行为上的自然流露。
阮籍子侄虽多放达，只有阮咸是唯一得到阮籍认可的，并同为竹林之游。阮咸身居母丧期间，“借客驴著重（丧）服”追鲜卑婢，并“与婢累骑而还”的故事，流传千载，脍炙人口。他也因之蒙清议，长期“沈沦闾巷”，不能作官。在礼法之士眼中，这是极为严重的违礼事件，而当今有的学者，则认为此事表明阮咸注重爱情、尊重女性，是个性的张扬。也许在阮咸自己看来，还是《晋书》本传对此事的评价――“纵情越礼”，即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更为适合。其情，一是对鲜卑婢的男女相爱之情，一是对鲜卑婢所怀自己小孩的父子骨肉之情（“人种不可失”），情急之下，已忘记丧服在身，也顾不得礼法羁绊，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地就骑上了客人的驴子，跨越过了名教的框限，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之情）”。至于此婢是汉是胡，身份是贵是贱，按照《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更是无所区别。既“万物与我为一”，还不说同是人类，即使是动物也不应有彼此之分。《晋书》阮咸本传：“诸阮皆饮酒，（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世说新语・任诞》“诸阮皆能饮酒”条略同，唯语较费解）。史载阮咸虽“诞酒浮虚”，却“贞素寡欲”，原非纵欲之人，大概正是因为阮咸之“任达不拘”，是本于“玄心”，而非“利其纵恣”，才得到叔父阮籍的首肯。
《世说新语・任诞》篇：“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刘注引王隐《晋书》：“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今本《晋书・阮籍传》亦载此二事，并评论曰：“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所谓“内淳至”，即本于“玄心”，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地做到“外坦荡”，放达不拘。从阮籍所著表明自己“胸怀本趣”的《大人先生传》，嵇康所著《卜疑》中的“宏达先生”，都反映了他们的放达之行的理论旨趣，即齐万物、以无为本的老庄思想。
前引《世说新语・德行》篇“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条，称这批元康名士祖述阮籍，乃至裸体：“去衣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晋书・光逸传》则具体描绘了以胡毋辅之为首的所谓“八达”，南渡江左后“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甚至在“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汪汪学狗叫的任达表演。我们知道竹林名士刘伶亦有裸体之事。《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T衣，诸君何为入我T中？”
刘伶裸体原本是在自家房屋，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裸体，因为他是以天地为房屋，而将房屋当作衣裤的，是别人未经允许擅自闯进了他的衣裤之中。《世说新语・文学》“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条刘注引《名士传》：“（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又引《竹林七贤论》曰：“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刘伶在这篇“意气所寄”的唯一一篇传世之作中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可知刘伶之裸体绝非无故，实因他“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晋书》本传），连宇宙他都嫌太逼仄，而力图突破时空的局限。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其“纵酒放达”，大概也是以酒为媒介，达到一种“悠悠荡荡”、浑浑沌沌的境界，其裸体，则是试图摆脱代表礼法的冠服的羁绊，以体验“纵意所如”的境界。这也正是庄子《齐物论》中的“达人”、“至人”的境界。冯友兰先生正是将“纵意所如”看作“达”的具体内容和表现[5]（P108）。无此境界，则如两晋之际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刺骄》中对竹林名士的东施效颦者，即“作达”者的讽刺：“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9]（P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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