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界定与当代价值评估

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炜评 陕西日报/2007年/8月/31日/第005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学开始在中国复兴。之所以说国学开始“复兴”，是因为它本身并非新生事物。无论考其“名”还是究其“实”，国学都已岁逾百龄了。问题是：时下语境中的国学究竟何指？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国学有无异同？当它不再只属于学术圈而日益成为“人民生活中的日用品”时，其存在形态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当下中国人应该推崇什么样的国学？又必须警惕、反对什么样的国学？

从现有资料看，梁启超应为20世纪“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作为“西风东渐”的应对物，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的概念。国学最基本的性质，是中国传统学术；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主体研究方法，是形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研究方法。20世纪前期的国学，既具有传承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薪火的性质，又显示出强固本体，吸纳客体，拓宽屋宇，再臻新境的开放性特点。这一特点，使它的总体品貌，和汉、唐、宋、明、清各代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区别。

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学”一词渐不流行。国学的研究工作，固然从未中断，且不无拓展与深入，但总的态势不够张扬而显得比较低沉。至近20年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学才又“添酒回灯重开宴”且日益“乱花渐欲迷人眼”了。但必须看到，当下的国学，事实上已与20世纪初期及上半叶的国学不尽相同了。国学这一概念的指称范围已较数十年前大为拓宽——20世纪上半叶的国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学术，时下的国学则是中国传统学业和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合。窃以为，“国学”概念内涵的这一变迁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使国学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众性、基层性和普及性。传统国学，多是学人圈子里的事情；今之国学，却具备了对于闾里百姓的亲和力。

同时也应当看到，笼统地强调当代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容易导致认识和操作上的某些失度、偏至或迂阔化、庸俗化倾向。笔者以为，无论讨论国学，还是推动国学建设，都应在国学的价值认识和利用方面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尺度：第一，国学与西学的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对立的。

前者与后者既有相异的一面，又有相同、相通的一面。对待国学与西学的正确态度，乃是两者双重而不是用前者对抗后者。国学与西学的优势互补，才是“人间正道”。

第二，国学是一个文化共生矿，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批判地继承”传统学术文化遗产，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方是科学主义的立场。

第三，弘扬或曰复兴国学，必须合乎时代价值取向的目的性。应在合理继承、开发、利用传统学业、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成果。

第四，传统国学的优势，主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代中国人应该有勇气承认，中国传统学业、学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建树，整体上是逊色于西方学业、学术的。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学亦并非在所有领域都占尽风流。例如逻辑学、纯粹思辩学、经济学、语法学的不够发达，便是不能回避、回护的事实。明长知短，才能扬长补短。

第五，国学的前景可以乐观，但如何提升、拓展、创新，使其健康发展，有赖当下中国人与未来中国人的偕力并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引领与知识界人士的参与、把握至关重要。

第六，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一个尚待中华民族措理、解决的世纪性大课题。就目前情况看，制度的统一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而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又是历史和时代的大势所趋。国学的复兴与不断发展，是一种强大而持久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维系力。而对于海外的炎黄子孙而言，第2页共2页“祖国”实际上是由两个实体组成的，一是作为地理政治实体的中国，一个是作为母土文化实体的中国。母土文化实体的中国的具体存在形态，正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国传统民俗、中国传统学业和中国传统学术四个方面。这是当代国学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