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作者：苏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六朝隋唐时儒家经典的注释文献中，多有以『隐』字命名的，如『隐义』，〖梁书·何点传〗明确记载：『（何胤）注〖易〗，又解〖礼记〗，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丧服经传隐义〗一卷，亡』，『〖论语隐义注〗三卷，亡』。从〖梁书〗记载可以看出，所谓『隐义』重在卷背书之，因此又有『背隐义』，如〖隋书·经籍志〗载：『梁有〖毛诗背隐义〗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广撰。』又有『音隐』，如〖隋书·经籍志〗：『〖毛诗音隐〗一卷，干氏撰。亡。』〖旧唐书·经籍志〗：『〖春秋左氏音隐〗一卷，服虔撰。』还有『表隐』，如〖隋书·经籍志〗：『梁有〖毛诗表隐〗二卷，陈统撰，亡。』

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隐义：一种消失的古书形制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写卷卷子正面和卷背旧注。图片均由作者苏芃提供

清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按齐、梁时隐士何胤注书，于卷背书之，谓之隐义、背隐义之义盖如此。由是推寻，则凡称音隐、音义隐之类，大抵皆从卷背录出，皆是前人隐而未发之义。当时别无书名，故即就本书加隐字以名之。』可见前人根据著录，对『隐义』『音隐』类文献多有推测，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于明辨。大体而言，『隐义』类文献多出现在古代经典的纸背，所谓『隐』只是对古书形制的描述，无关古书内容的微言大义，从史志目录著录的卷次以及〖史记集解〗〖经典释文〗〖礼记注疏〗援引的情况看，这类古注一般篇幅不大。近百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隐义』『音隐』类文献出现了疑似实物，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藏S.10〖毛诗郑笺〗、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P.2669〖毛诗诂训传郑氏笺〗纸背的音义材料，潘重规、郑阿财等先生认为当即〖毛诗音隐〗，许建平先生持有异议。另外，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X1〖同音〗（丁种本）背面的注文，韩小忙先生定名为〖同音背隐音义〗，认为属于『音隐』一类，是12世纪时西夏文献对汉文文献注释形式的承袭。

进入雕版印刷时代以后，古籍的装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线装古书，要将每页印有文字的纸张对折，把有字的部分露在外面，无字的部分折到里面，每页纸背已经无处落墨，那么这种注释形式在我国就彻底消失了。所幸古写卷的形制在日本一直有所沿用，在日本传抄的汉籍文献中，『隐义』的形制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如今通过日本所藏的旧抄本，可以对我国已经消失的『隐义』类文献作出复原性探索。

以〖史记〗为例，平安时期（794—1185）旧抄本〖孝文本纪〗、镰仓时期（1185—1333）旧抄本〖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纸背都在正面〖史记集解〗相关对应位置抄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张宗品〖〈史记〉的写本时代：公元十世纪〈史记〉的传写与阅读〗（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认为这些具有『音隐』的性质。近来日本宫内厅公布的金泽文库旧藏文永四至五年（1267—1268）〖春秋经传集解〗抄本共30个卷轴，包括春秋十二公的全部内容，其纸背抄有大量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但有删选，主要见于隐公、成公、襄公等卷轴，应当属于节抄，我们认为这些纸背的孔疏也和『隐义』文献具有相关性。

通过简略考察这些纸背的旧注材料，可以看出旧注的内容与纸张正面文字具有较为严格的对应关系，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写卷来看，有一处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在纸背抄错了对应位置，抄写者用朱笔圈掉，作出更正，这条『索隐曰徐据秦本纪及表而知也』，原当对应的正文是『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在纸背误抄至正文『坐法诛』背面对应行，后又圈掉，重新写到正确的对应位置（见配图）。〖春秋经传集解〗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因为有的条目篇幅过长，往往只是起始行对应。

这类纸背与『隐义』相类的旧注文献可以引起我们对于经典古注以及『隐义』文献源流演变的更多思考。

首先，这类〖春秋经传集解〗〖史记集解〗与抄在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从正反的书写位置上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地位关系。从这种书写形式看，显然正面的〖春秋经传集解〗和〖史记集解〗是处在相同重要的地位，而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次之，由此可以比较儒家经典魏晋古注与〖史记集解〗的性质，也可以比较经书疏文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性质。

其次，可以从实用性角度作出一些反思，『隐义』『音隐』往往是诠释音义的简注，书写字数相对不多，抄在卷轴装的纸背，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遇有疑难，只要转动卷轴，找出纸背对应行，即可查看，极为方便，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我们今天古书译注本的拼音注音与简明释义。但是抄在纸背的〖春秋左传正义〗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的性质应该略有不同，也许并不具有这种实用阅读目的。像〖春秋左传正义〗，大多文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所对应〖春秋经传集解〗的篇幅，这样使得抄写者不得不进行删选，不可能再逐行对应。又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这样一幅一米多长的写卷，连篇累牍的〖史记索隐〗〖史记正义〗密密麻麻地抄在纸背，无论是按照行格抄写还是翻检阅读都殊为不易，那么这些旧注作为备览资料的价值可能大于实用阅读价值。这一点可以与儒家经典的单疏本、〖史记索隐〗单行本作出比观与思考，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裴骃〖史记集解〗这类魏晋时期的经典旧注才是流布最为广泛的古注，经典原文与这些古注已经合二为一，通行于世，而其后的义疏，即使如唐代官方颁布的孔颖达〖五经正义〗，可能也只是知识阶层阅读经典的一种备用参考。

再次，对于『隐义』文献的源流发展可以做出一些探讨。文献著录记载的『隐义』虽然多是东汉至六朝时期的，但都和西汉以前的经典有关，如〖毛诗〗〖礼记〗〖左传〗〖史记〗，结合时代考虑，我们推测『隐义』这种注释形式或许并非始于魏晋时期，而是起源于简册形制的古书，因为对于竹简而言，抄写时每支简正反文字对应易于操作，加之『隐义』文字的简短，一两支简即可容纳相关内容。可惜至今出土的各类竹简中尚未有此类实物，只能有待将来的新发现去验证。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1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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